近期国内宗教学界重要观点搞编

当代中国宗教学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从开创到成熟，从敏感意义上的“险学”到蓬勃发展的“显学”，形成了许多研究热点和发展热潮。2011年，中国政界、教界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我国宗教状况有着诸多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和现实关怀。我们无法将其全部呈现，只能管中窥豹，撮其精华，以飨读者。     

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

冉云华先生为国际著名学者，在佛教研究、禅学、敦煌学、道教研究等领域均有精湛之研究，其中尤以中国佛教研究享誉学界。本文从冉云华先生生平、其学术成就、“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探索三个方面较为深入地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围绕“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转变及其过程”这一宏大的学术目标而开展诸多个案研究，后者是其佛教研究的初衷和一生探讨的主题。冉云华认为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即“一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由澄观(738-839)建立，由宗密(780-841)和延寿(904-976)最后完成。“一心”的概念首先由天台宗倡导，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和科学定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阐发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前提是“走自己的路”,其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结构要素体现为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战略目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回答。     

清真女寺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

<正>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到了明代，中国穆斯林从语言、服饰、宗教建筑等方面开启中国化进程，其文化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变迁的历史积淀发展到明清两代，遂出现“经堂教育”和“伊儒会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清真女寺”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独特现象，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一大创新。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刘林元教授访谈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推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诉求。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立胜研究员通过撰写《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等学术论文，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建构、学术研究范式的更新;通过组织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并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推动学界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被赋予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这一研究出现了同一概念走向不同解读的复杂格局。南京大学哲学系刘林元教授早在21世纪初就关注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表了系列相关学术论文，并与他的团队撰写出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刊委托南京大学哲学系尚庆飞教授深度访谈刘林元教授，试图在进一步辨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基础上，就其产生与发展机制、目标使命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学术与社会：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轫的双重特征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学术救国”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严复、刘师培、陈启天等学者从学术救国角度出发，在民族自救的社会运动中发现“中国逻辑”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展开论证，最终确认其存在并且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回顾并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我们能够发现学术救国目的下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受民族情感影响，具有学术与社会的双重特征。这两种特征一方面推动了“中国逻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中国逻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请听一听两个古人的“争论”

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态历史是一部举世罕有其匹的大书，仅仅就纯粹的生态学意义上的“平衡”而言，从上古先秦的鸢飞鱼跃、原始灵动，经历汉唐的大开大合、海纳百川、百花盛开，再到宋明以下逐渐“一花 (理学 )独放” (表面现象 )，精神生态全面失衡、“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迷信祸患日益深重，最后到鸦片战争以后“找出路”的焦虑百年史，“不过几千寒热”。毫无疑问，这里面是颇有一段“成住坏空”的真谛在焉。 　　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态历史，从万木葱笼的盛夏开始向萧瑟秋天过渡，从宽广自由的原野向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转变，当然是多…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艺术话语在现实与理论之复杂互动中的建构、演进、绞缠与意义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形成的现代型艺术，其核心概念为“艺术哲学即美学”。20世纪初产生了与之不同的艺术科学。到20世纪中期，又回到“美学即艺术哲学”。这两次“艺术哲学即美学”的核心内容不同，前者重在艺术门类体系，后者重在概念分析。在艺术科学的演进历史中，艺术史取得成功，产生了“艺术理论”一词的两种不同内涵，由此造就了“艺术”概念的复杂性。美学—艺术哲学—艺术科学进入中国后，一方面仍以“艺术”为总名，体现在哲学和学科体系当中，另一方面则以“文艺”为总名，体现在体制和学科两个方面。“艺术”和“文艺”的语汇悖论由此形成。进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或曰“文艺”)两种总名、三套体系和三套话语的局面。艺术话语在世界与中国均呈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内蕴着世界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从胡适到冯友兰

从“五四”时期到 2 0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表现 ,是具有了关于近代学科的自觉意识。本文分析从胡适到冯友兰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①。一、学科独立性的自觉 :疑古和释古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首先表现为对这一学科的独立性的自觉。胡适的“疑古”和冯友兰的“释古” ,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标帜 ,对其具体内容已有不少的讨论。这里主要分析它们对待传统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自觉的关系。胡适的“疑古”是对“信古”即盲目崇信传统的反动 ,其精神实质是扫除对传统的偶像崇拜。就否定…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寻找“无序”之因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曾就“混沌、无序”现象作了不少探讨，国内有关领域对“无序”的研究亦颇多见诸报端。本文认为应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观察和研究，特别要在哲学、数学、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人体科学、医学、生物学以及《周易》研究等领域，注意坚持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循环往复过程，同时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提炼和总结，以使该理论不断升华和完善。     

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大革命前夕这十多年间，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从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宗教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侧面。80多年过去了，今天研究党的宗教政策，如果离开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便很难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读《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

读《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马涛王永祥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从同一思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新的梳理、研究，为我们研究、透视中国古代思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角度。王永祥教授原先是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同一观”的研究有深厚的功底和独到的见解，这为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古代同一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精到的概括。这里仅简略介绍一下王著对中国古代同一思想中发展观方面的论述。作者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同一性思想的孕育、萌芽、产生、及其最初形态自身演变和发展的时期。在先秦，作为哲学同一性范畴的“同”、“和”、“一”等，是与哲学同时产生的，它们都是社会生产力和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实例到抽象概括的发展历程：最初形态的老子的“道”、“一”的同一性，阐述了两种对立物如柔与刚、曲与全、无为与有为等的同一性，它们都是以实例的形式出现的。孙武、孙腹所讲的战争基本矛盾（胜与败，攻与守等），军队素质自身的矛盾（勇与怯、强与弱等），战略战术中的矛盾（进与退、奇与正等），也都是一些具体的对立面的     

先秦哲学中三则“梦”的叙事及其诠释的哲学解析

先秦哲学思想中，对“孔子梦与不梦见周公”的诠释，经宋明儒的注解，主要体现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两种路径。“庄周梦蝶”与“真人无梦”的两则故事，从人生哲学与道德修养的两个角度来看，则主要体现了庄子的怀疑主义哲学倾向和追求绝对道德理性的倾向。而荀子“心卧则梦”的命题，主要表现为追求绝对认知理性的倾向。这三位哲学家有关“梦”的叙事，以及后人对其有关“梦”的叙事的解释或说明，表面上看来并无多少关联性，但从精神现象的角度看，其主旨却是相当统一的，即将“梦”视为非理性的精神或意识现象。不过，宋明诸儒对孔子梦或不梦见周公叙事的解释或说明的思想解释史，却透露出一种可取的“释梦”态度，即从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人的精神现象之一的“梦”的义涵。因此，中国哲学史上与“梦”相关的思想论述，似可被纳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使作为精神现象之一的“梦”也可以进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视野。     

华实并茂文意粲然--《从道家到道教》书评

孔令宏教授所著的《从道家到道教》一书已于2004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胡孚琛先生在本书序中称其“与王明先生关于道教研究学科建设的(关于道家道教的学术研究,尚有若干学科的‘基本建设’须有人着手完成)设想隐然想相合”,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潘富恩教授在其另一部书之序言中说:“他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想化数年时间把从先秦道家到近代的道家,乃至新道家,作一个一以贯之的统盘研究。”这部专著无疑是其“统盘研究”的宏大工程中继《中国道教史话》、《宋明道教思想研究》之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书研究了从道家到道教的发展过程,虽…     

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转换——从《资本论》的“郭、王译本”及当代研究谈起

在中国《资本论》翻译史上，“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不仅是建立在之前各种试译、节译和第1卷全译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且由于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从古典经济学到《资本论》的逻辑发展、统一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并通过不断地修改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中文表达，彰显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当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除了传承他们的学风，在他们奠定的“回到古典经济学”思路的基础上，还需要在“从完整、权威的文献出发”“全面认识资本的功能及其效应”“在全球视野中探究经济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实现观念、视野和研究方式的转换。     

“人间佛教”转型与禅宗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以创新、改革著称的禅宗，以适应由古代佛教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寄禅、太虚、印顺都是中国佛教时代精神和理论创建的杰出代表，构成了鼎力于佛教改革的三个时代。从佛教的出世到入世，到“人生佛教”的提出，进而“人间佛教”理论的完善和实践，是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次创新，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社会化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兴佛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