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教会新闻》办刊宗旨的演变与四川基督教的本色化

《华西教会新闻》是20世纪上半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部经营的一份英文报刊.刊物最初的宗旨是:面向华西传教士出版,由传教士撰稿和管理,为传教士提供交流信息、交换观点的平台.随着时代的演变,刊物办刊宗旨和方针从为传教士服务扩展到为中国基督教发展提供思想交流平台;读者对象逐步囊括懂英文的中国人士,作者范围也扩大到能以英文读写的中国基督徒.这一变化与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和中国基督徒文人的成长相呼应,是了解四川基督教发展的一个侧面.     

东正教与中国文化

东正教传入中国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俄国边防军的随军传教士从中国黑龙江流域传入的。17世纪中叶,沙俄帝国侵占了中国黑龙江的雅克萨城。俄国边防军的随军传教士在此先后建立了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这是东正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接着,中国边防军于1685年前后抓获了一批     

侵略中国的喉舌--《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外文刊物。它是由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主编的月刊。1832年5月创刊,1851年12月停刊。首尾整整维持了20年,1847年裨治文因工作调动,主编职务由传教士卫三畏继任。该刊物初创10年间,中心内容是鼓动在华外侨与西方政府对华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成为外货推销的市场。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侨(包括传教士)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来中国,以武力对付中国。裨治文将它全文登载在《丛报》上,并迫不及待地公开表示支持。他写道:“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否则,我们“就     

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

天主教在中国的三次传播□向杨●天主教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１３世纪的元朝。１２８８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继位,他原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他获知元朝有来自欧亚的基督教各派的教徒,于是就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若望·孟德高维诺作为...     

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发展

自唐、元而至近代,基督宗教曾先后四次传布中国。广东和天主教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是宋代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尚由贾舶至广州"(艾儒略:《西学凡》),由于年代久远,这一说法无法考证。16世纪,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广东成为天主教向中     

侨居者与文化适应：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视角——以福建地区为例

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个重要视角是传教士“侨居者”的角色与身份,这一长期在学界研究中处于“隐形”地位的现象从另一层面反映基督教在区域社会传播中呈现的常态化的表征。通过以福建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阐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多个方面适应于中国地方社会活动与发展的需要,提醒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中,应积极关注基督教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地方“情境化”之现象。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五个抓手

正一、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考量因素(一)教职人员中国化。由中国人担任宗教教职人员,并由其主持宗教仪式和活动是考量宗教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首要因素。以天主教为例,自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为外国传教士所控制,我国的神长教友长期处于无权地位。1948年,在我国境内的137个天主教教区中,只有2名中国籍主教,当时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艾约瑟、艾德、毕尔、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外交政治为例

本文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政治外交为例,分析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和殖民扩张势力的合流,是历史的必然,这也使当时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并不成功。文章也肯定了马礼逊等在传教事业上所做的基础工作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简论明末清初道耶之争--以成都教案为中心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内地的新教赞美诗史略

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这是发生在６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奇特故事，主人公是被红军队伍俘获的英国传教士，他信仰上帝，不理解中国革命，但他却对那群有信仰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这位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原名阿尔弗雷德·勃沙特，瑞士人，１８９７年生于英国...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17、18世纪中西艺术交流——以书法、绘画为例

十七八世纪欧洲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缩小了整个世界的交流。中西贸易密切的关系为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这些传教士的影响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架起了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这是历史上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正面的交锋,从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对双方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从判断是否在某个领域改变某一事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传播,使新的事物一定在与本民族的融合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其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断绝,这都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初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这种初衷却对当时的中欧文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教士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现代科学成果而同时又把中国古老的科学文明带进了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古代曾有过相当辉煌的科学成就,但到了近代其传统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停滞不前了,而传教士的出现及他们向中国传播的西方现代文明则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     

方济各会在山西的经济掠夺

长于骗人的外国“传教士”,是剥削的能手,贪婪的豺狼。他们在中国除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外,还有雄厚的资金。“传教士”的财务管理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各国的“传教士”成一系统,各修会的“传教士”又成一系统。山西的“传教士”大都属于方济各会,多与上海、天津的方济堂发生财务关系。因为上海、天津在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最主要的基地,方济各会和     

近代天主教在陕西八个教区的形成和发展

天主教最早传入陕西境内是在明代末年,"泰西两教之播布关内,始自明末清初"。据史籍记载,比较确切的标志应是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王家堡人王徵于1625年(天启五年)邀请法籍传教士金尼阁来陕开教,并于1628年(天启八年)建立陕西境内第一座天主堂——"崇一堂"。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