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辟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以未病先防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主要辟疫思想及方法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其对今天传染病预防的参考价值.认识到在当代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借鉴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实践之精粹或许可为当代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另辟新径,以期能对现代传染病的预治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本文从探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入手,旨在从中寻求启示,以促进我国的管理体制的创新．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潘菽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分析,为人们正确地进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他对心理学未来发展的预测,揭示了心理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心理学研究者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中国古代无神论的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是个具有无神论光荣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无神论具有加强王权抵制神权,宣扬人道遏制神道,以力学致知破除宗教神话,以实用理性批判神学迷信等鲜明特点。认真研究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今天更加有效地开展无神论宣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墨子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墨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战国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提倡普遍平等的、实用的、专业的教育,注重实践和创新,强调道德和环境的重要性,这些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都有着积极地借鉴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已经超越了时空限制,对我们当代推行素质教育仍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具体体现在“有教无类”与素质教育对象的全体性、文行忠信和六书六艺与素质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君子人格与素质教育内核的目的性、学思结合与素质教育方法的开放性等方面。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

“中国古代”是指从有文字的记载开始(殷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绵延三千余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在这浩瀚的典籍中,有着许许多多丰富的管理心理思想资料可随我们择善而从。     

灾疫伦理学:当代应用伦理研究新领域

灾疫伦理学诞生并构成应用伦理新领域,既因为当代灾疫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因为灾害学、灾害伦理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等新学科迅速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学科背景和肥沃的学科土壤,还在于生态理性哲学为其提供了本体论思想和认知论方法。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是为创建生态文明架通实践理性桥梁;其基本目标是引导人类进行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其首要任务是围绕"自然、生命、人"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而引导人类重建存在信念和生存方式;其基本工作有二:一是构建其承载和表达如上三者的学科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探索灾疫防治的国际行动方案和国家平台,从宏观与微观维度展开灾疫防治伦理方案及实施措施的设计。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本文从认识的对象和层次,从起源和产生的先后,从发展中出现的学术分化,从存在形式和实践意义等方面的区别,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不同于哲学辩证法和一般政治思想。指出在战国后期和西汉时期,已出现了较为集中地阐发辩证性政治思想的专门著述。在与中西方同类思想的比较中,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治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特点。文章还论述了这项研究对于认识和发展哲学辩证法、深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认识、形成政治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决策等方面的意义。     

民国时期广西霍乱与近代防疫卫生体系

民国时期霍乱在广西社会流行,呈现出前期低、中后期高、夏季高发、以区域经济中心向周边扩散的特点。政府组织了隔离消毒、报告疫情、检疫、疫苗接种、防疫宣传和清洁卫生、生产管理药品、出台法律法规、考核医务工作者等近代防疫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生,遏制了疫情。然而,民众不配合防疫,政府处罚以示惩儆效果欠佳,也未形成有力的疫苗防疫屏障,环境卫生发展不平衡、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表明政府应对霍乱存在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并逐渐完善了近代广西防疫卫生体系。

     

谈疫情防控的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

公共性是疫情的本质特征,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现代社会因高度分工而相互依赖,疫情的公共性本质特征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情防控遵循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原则,改革开放后逐渐演变为过度倚重医学干预。通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效果,证明只有依靠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的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应对疫情。因此,建议推进公共卫生社会防控的学科化建设,保证其能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以便有效服务于疫情防控工作。     

疫病与外交：清末民初华洋互动视域下的瘟疫防治

瘟疫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始终。近代以降,由于列强势力深入中国各地,围绕瘟疫防治而产生的华洋互动日趋频繁。一方面,外侨主导的防疫事业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回防疫主权的外交诉求;另一方面,列强以防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行为使得华洋之间围绕国权展开了艰难博弈。在此过程之中,近代中国政府通过完善其行政能力,更有力地介入到防疫领域的管理中,推动了防疫事业的制度化发展,并以外交的方式维护公共卫生领域的国权,从而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逐步走向成熟。

     

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政府职能

艾滋病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流行范围广,局部地区疫情相当严重,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政府的组织领导是做好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政府要强化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足够的防治资源和力量,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打一场防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我们一定能够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法学和医学视角对疫情防控的思想对比分析

对于疫情防控措施,法学家坚持道义论,主张以某种最低的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医务工作者则更多主张美德伦理,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更高的道德品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社会还存在一定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加之突然遭遇世所罕见的新冠疫情,应该搁置道义论,重新拥抱美德伦理。从个人的角度,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给予最大的宽容,认真地执行,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从政府的角度,应该在疫情防控的同时,照顾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就医。

     

古埃及医治心理疾病的方法透析

宗教文化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埃及心理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预防心理疾病,保障身心健康,古埃及人发明了一整套预防和医治心理疾病的方法。屏弃其中的迷信成分,这些疗法对于我们今天心理医学的发展、个人心态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借鉴意义。     

系统思维在糖尿病防治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日益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在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对于糖尿病采取综合全面的治疗。同时,整体优化的原则在防治中被充分运用。近年来,我国建立了2型糖尿病发病因素分析方式与概率预测模型。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医疗救援与疫病防控

关东大地震是工业时代城市区域罕见的巨型灾害,严重破坏了受灾地的医疗系统。巨灾损坏了城市生命线工程和公共卫生体系,扰乱了城市生活秩序,阻碍了医疗救援的实施。日本动员了多层力量,包括军队、警察、当地政府、红十字会及其他救援队,实施了医疗救援。此外,建立传染病监控机制,强化公共卫生管理,加强对民众的防疫教育。通过医疗救援,恢复和重建了灾区的医疗系统,为疫病防控赢得了主动权。关东大地震后的医疗救援和疫病防控是近代灾害医疗的大规模实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也促进了公共卫生治理和灾害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

     

传染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探讨

针对传染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结合疾病防治实践,以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为依据,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认为应该重视和谐伦理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注重医疗活动过程的道德管理,重视伦理道德意识的培养,加强医学伦理知识的在职教育,强调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对其适度关怀,减少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