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儒家智者的逻辑——析荀子正名论

荀子适应当时社会需要 ,从儒家智者的视角 ,创发孔子正名的逻辑内涵 ,建构以概念论为中心的逻辑体系 ,继墨辩之后把中国古代逻辑推向又一高峰。荀子对概念论和语言论、本体论、认识论、判断论、推理论、诡辩论、语言规范化、华夏大一统的相关论述 ,是当前仍有积极价值的学术精华。以现代方法揭示荀子正名论的逻辑意义 ,是中国逻辑元研究的课题。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

从语义演化、内在逻辑及现实历史的演进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于正人治民。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之政乃是中国特有政治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这一发展趋向。儒家政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主导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顺应传统的正人之政的发展趋势,并以更大的综合性,为之提供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且使之在实践上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深化。     

论《民之父母》的政治哲学内涵

与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上博简中的《子羔》一样,《民之父母》一文是在探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该文将“五至”、“三无”、“五起”一以贯之,摆在一起次第展开地逐一阐述,其中有深刻的逻辑性。它认为拥有政治权力的条件是道德高尚、能力超群并且将道德与管理能力结合起来运用到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这种理路本来是孔子在《论语》中早就已经展示过的理路,但是没有这么系统的表达。因此,我们要对这篇文章予以特别的关注。     

先秦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丰富发展

“无为”思想源于道家,但并不为道家所专有。本文试从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丰富发展的角度,力图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无为”思想在儒家的发展轨迹。     

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诚”与德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诚”是至高的德性;(2)“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3)“诚”是其他诸德之体。     

儒家名家法家与老子的名论辨

在研究《老子》书中“名”的含义时,人们往往以正名、形名之说来解释老子的“非恒名”。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老子所讲的名,既不能以儒家的正名说来解释,也不能用法家、名家的形名之学来说明或取代,因为它们虽能说明老子所讲的名的一些现象,却不能反映老子所讲的非恒名的实质。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伦理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更为突显的是其逻辑运行路径,它将儒家"孝"伦理从关系建构到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个体德性直至最后的个人得失贯穿一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实际上也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其次是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也即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最后是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基体说”:熊十力新儒家“本心”论思想探究——兼与大乘佛教思想比较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唯识论》的出版,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考察该书,熊氏虽然借鉴了大乘佛教境、行、果的次第,将释家成佛之路置换为新儒家的成圣之路,但其"本心"论思想却并非是对佛学的发展,而是一种根基完全不同于佛教缘起论思想的"基体说"。事实上,"基体说"在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熊氏构建自己思想体系时牢牢立足于此,对大乘佛学进行了融摄和吸收,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     

教会也有潜规则？

在“百度”输入“潜规则”三字，就会看到无数关于“潜规则”的新闻报道。这个原本被著名作家、历史学者吴思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关键词，已然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语。     

何为“八关斋戒”？

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弟子所制定的暂时的出家学处。受戒者必须离开家庭一日一夜,到僧团中居住,以学习出家人的生活。“八”,是指有八种需要守持的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以华鬘装饰自身、不歌舞观听,不坐卧高广华丽床座,不非时食。“关”,即关闭的意思。“斋”,过午不时为斋。“戒”,防非止恶为戒。也就是说,能够受持这八戒,就可以防止身、口、意所造作的恶行,关闭恶道之门。八戒中的前七支为“戒”,最后一支“不非时食”为“斋”,所以合称为“八关斋戒”。对于此八戒的具体内容,在《中阿含经》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从当代新荀学看儒家哲学孟、荀两派的对比发展与纠葛迷离

荀子性恶论话语底下潜在着一个比较阳光亲和的理路,可以称作荀子哲学的普遍形式。从这普遍形式来看,荀子哲学完整自足,跟孟子哲学一样具有普遍性、正当性。本文从这个观点出发,兼顾隐、显两层来阐述儒家哲学孟、荀两派的对比发展与纠葛迷离：(1)汉唐儒学主要是荀学,它在孟学阳光的牵引下,首度出现“孟皮荀骨”的现象,逐渐将荀子哲学潜在的普遍形式表现出来。(2)宋明时期孟学晋身为主角,它凭借着汉唐荀学留下来的文化土壤顺利登场,还将某些荀学的体质转为自己的血肉。但它判定荀子哲学缺了“大本”,荀学从此失去正当性,退居边缘。(3)明清时期,理学逐渐跟现实脱节,但孟学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形成。那不自觉的荀学思维就着宋明理学大力修改,打造成荀学性格的哲学,也就是自然气本论。这是孟学意识形态下的“孟皮荀骨”现象。而孟学意识形态则有时会附身于荀学某些体质板块,将它绝对化,这叫“荀体孟魂”。(4)由于孟学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的“当代新儒家”全部是孟学派;不过,在20、21世纪之交,荀学派的声音终于破茧而出,重新出现了。     

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

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论语》中“仁”之伦理学义试析

"仁"是《论语》乃至儒家最重要的一个德目。在《论语》中,"仁"这一概念的性质取决于使用方式。"非仁"这一评价方式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仁"已经逐渐剥离于日常语言,而具有理论语言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中的"仁"的意义首先是伦理学的而非伦理的。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