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宗教观视域中的恩格斯圣经理解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注圣经文本较多的一位,也是对圣经主题有着集中阐述且研究较为深入的思想家。这种关注和研究因为其所面对的社会背景、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不断变化而时常转移视角,恩格斯的圣经观在这种转变中发展、完善。恩格斯的圣经理解主要表现在科学理性地理解圣经、历史批判地看待圣经、系统全面地解读圣经等方面。这些理解圣经的视角与恩格斯本人的宗教观息息相关,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舍斯托夫对哲学定义的理解

哲学是什么？胡塞尔认为哲学是反思,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却认为哲学是一种斗争。实际上,这是理性哲学思维和圣经思维的对立。理性哲学思维基于人是“理性的人”的认识,通过“逻辑”的手段来寻找事物背后的根据,哲学是“爱智慧”。圣经思维却从人是“神性的人”出发,把“雷霆和闪电”作为自己的“逻辑”,把哲学当作“生死事业”,因而哲学是斗争。舍斯托夫对理性哲学思维进行了抨击,他对哲学定义的理解是基于俄罗斯宗教存在哲学的立场。     

早期新教宣教团体释经路线之反思——中国近现代教会史论研究之五

新教的海外宣教团体对圣经的观点和释经理论,是他们踊跃地向东方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宣教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检视曾对中国教会产生较久影响的这种思想的历史与神学的源头。身在宣教运动中的传教士,不能很自觉地将传播一种宗教和令人接受上帝信仰作适当地区分。宣教士对《圣经》进行解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教义规条、甚至国家政治利益的烙印。传教士的圣经观和教会论中,纠缠了许多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种族上的自我优越感,而没有整全地考虑圣经全备的真理。而他们那种"堡垒式"教会观产生的原因,当然是与对圣经经文的特殊解读(这些解释加以理论化和模式化,就是教义)有关,同时与欧美国家与中国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隔阂也有关系。所以,早期新教宣教团体在释经路线、教会观和世界观上的二元论色彩的偏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     

从“坑”到“地府”:穿越思维与文化疆界的宗教观念

在圣经和合本修订版《旧约》中,以"地府"这一本土宗教观念对译希伯来圣经中的■(shcht)。为这一古老的希伯来宗教观念又叠加了一道新的文化意涵。本文从现象学的角度,力图描绘叠加在汉语圣经"地府"观念中几种不同的语言思维和文化观念,动态分析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和文化对宗教观念的改造与丰富。     

从旧约正典的形成史来看合宜的圣经观

旧约圣经,可以这样描述:它是古以色列宗教以文学形式的表达。旧约中从最早的文字到晨后书卷的形成,跨度达一千多年、这自然反映出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地理背景。 圣经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为上帝工作的人,必须关注时代,聆听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景况中,上帝向教会所说的话。而我们的“神学思想建设”应是教会在思考,靠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指引,在这个时代建设教会,传扬福音。     

斯坦顿与《妇女圣经》

斯坦顿为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不仅领导了19世纪末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且,其著《妇女圣经》,从根源上抨击了犹太教与基督宗教传统中的父权制。她指出圣经是造成妇女从属的根本原因,同时,质疑圣经为上帝之"神圣启示与话语"。她激进的个人主义传统与女性主义理论,力透纸背,对后来的宗教、性别与妇女研究,意义深远。     

中国文化处境中的《圣经》理解

本文回顾了《圣经》在华的理解及诠释历史,并从三个方面加以概述:"索隐派"圣经观在中国的"形象化"理解、《圣经》汉语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和意义革命、汉语表述的全方位《圣经》研究。本文认为《圣经》中译史与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理解密切交织,这种经典解读与诠释是相关理解的不断调整、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促进了不同语言、不同思想体系的彼此接近、相互认知,并达到一定程度的"会通"和"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沟通与更新的意义遂得以体现。     

西欧近代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

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今天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但是,这个原理的提出,却是长期以来人类认识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探索和斗争的结果。在欧洲,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哲学路线不同,真理观不同,其真理标准也不同。概括地说,中世纪是以“圣经”教条为标准的宗教裁判;近代     

神·人·历史

圣经的形成过程历时千余年，加之文化的隔阂，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慕道友和初信者来讲如何读圣经是一个难题。要跨越这个难题，首先必须在宏观上对整本圣经有一个了解。本栏目将从本期起，分别对旧的约圣经，新约圣经，读经原则，读经方法等进行简介，以引导信徒在整全圣经观的基础上开始灵程起跑。     

上帝是爱的圣经观

圣经观的问题,看似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实际上,教会的圣经观关系到教会如何看待和解释圣经,如何用圣经的真理指导教会的灵命实践。所以,圣经观代表了基督徒和教会的上帝观、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真理观。基督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如何诠释圣经的历史。丁主教提出的上帝是爱的圣经观,使中国教会不再重走西方教会思想史上每每陷于复杂的教义争论的老路,而是引导中国教会重视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最终目的是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因为上帝是世上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所以,丁光训主教提出上帝是爱的圣经观及神学框架,教导我们在一种动态的爱中去体验上帝与人的关系,去体验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而不再去争论教义的细节,不再人为地给教会设置一道无形的围墙;教导我们敞开胸怀接纳世上一切美好的真理,使教会作出更加美好的见证。丁主教的圣经观,为中国教会在今天的处境中解释圣经,并用圣经诠释引导教会的实践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与现代犹太思想

《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神迹的描写,这些神迹被后世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注解和诠释,奠定了犹太集体意识中理解神迹的基础。《希伯来圣经》中的神迹对现代犹太思想有着一定的影响,开拓出宗教文化独到的认识,推动了现代犹太哲人思想的孕育。神迹在建构犹太集体记忆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犹太文化史的一面旗帜。     

调整圣经观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之一

1、圣经观与释经学 圣经观是指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抱有的整体看法和对圣经所持有的根本态度。基督徒的圣经观是建立在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圣经话语的基础上的。—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就有什么样的信仰表达。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取决于他(她)有什么样的圣经观,取决于她(他)如何解释和理解圣经。 当前中国基督教会正在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调整、更新我们的圣经     

《圣经》语言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圣经》就像一把钥匙,一把开启西方文化的钥匙,通过阅读原版《圣经》,能从宗教、历史、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哲学等方面更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从而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更为准确的价值判断。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

中国文化的古老历史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构成的世界,不同时代的社会处境也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各种挑战,会创造怎样一种阅读圣经的方法,用来诠释基督教经典并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本文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的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考察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和阐释经文,试图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研究的一个范本。     

圣经律法对性态的规范

本文以福柯的批判理论以及对圣经的社会科学批判为基础,使圣经中的性去神圣化,将之从神圣领域与意识活动中抽离出来,论及性的违规会突破宗教的、族群的与个体的边界。涉及贞洁、奸淫、强暴、复婚与乱伦等性态的律法,体现在约法典(出20︰22-23︰33)、圣洁法典(利17-26)与申命法典(申12-26)中。圣经律法呈现了一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引发了有关性别与权力之关系的问题。     

论爱因斯坦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辩证诠释及其引发的思考

一、对宗教的新理解———真挚的宇宙宗教感情对宗教的理解与运用角度的不同 ,直接影响到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把握。在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争论中 ,无论哲学家、神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 ,他们大都以基督教来代表整个宗教 ,以基督教对《圣经》的解释来展开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或分离的论证。对立论者罗素、分离论者蒂利希、相关论者霍顿无一例外。与他们不同的是 ,爱因斯坦对宗教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他从一种真挚的宇宙宗教感情出发 ,从而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崭新的宗教理解上。爱因斯坦对宗教的理解是通过对宗教发展历程的考察来展开…     

近代西方圣经批评学对文明起源的认知

近代西方圣经批评学对于圣经的研究可以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解读，因为圣经不但是一部宗教典籍，它还被西方人当作一部记载真实历史的作品。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后，从历史学角度对圣经进行的研究出现了高潮，信古者不但坚持圣经所载为历史事实，还企图用近代科学、考古学、历史学的成就验证圣经的历史真实性，并热衷于圣经编年史的修纂；而疑古者同样利用近代学术的新成果，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圣经几乎没有记载任何真实的历史，它的作者以及成书过程也充满争议。两个派别激烈交锋，极大地促进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同时，也为研究何为历史学中的“真实”提供了反思的素材。     

苏吉萨拉迦的后殖民圣经诠释

同以往的圣经诠释不同,苏吉萨拉迦(R.S.Sugirtharajah,简称苏吉)的后殖民圣经诠释并不简单地屈服于圣经权威。通过分析圣经文本的语境,他着眼于圣经在成书过程中经受的殖民主义影响。而在英帝国对亚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时期,圣经被殖民者用来解释、维护并合法化其统治。苏吉的后殖民圣经诠释正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诠释的回应。此外,苏吉也批评了解放神学,称该种诠释唯凭圣经而忽略其他宗教经典。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