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吕祖谦易学以经传相分、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为特征,对朱熹易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治<易>中他提出"天下惟有一理"的思想,以义理解<易>,以象数阐发义理.与程颐易学具有相同相异之处,而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朱熹治《易》理路刍议

朱的治<易>体会.本文据此考察了朱子治<易>理路:一是对<易>道和<易>书的定位,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不仅仅指<易>的生生之道,而且还涵<易>书本为卜筮而作的本义;二是对治<易>困境的省思,认为因<易>之本义被遮蔽,且<易>道还需经历见得之故,故<易>成为难读的"天书".得出:朱子认定只有达至"此心大段虚明宁静"之境后,方可像圣人一样"深见<易>道之无穷",证成"学<易>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试论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中的道教易学思想

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运用<周易>的卦爻象和"河洛之说"来解释道教内丹修炼的原理,提出了"药之与物,二八河图.五贼运火,皇极洛书.法象羲<易>,按爻摘符"的道教易学思想;认为<易>的"河洛之说"及"卦爻之象"揭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这对于道教内丹修炼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注用<周易>"河图"、"洛书"等理论,对道教内丹学中最重要的药物、鼎炉、火候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强调内丹术要循天地自然之道而行,法天地人三才之道才可以论还丹,并以<易>理来统摄天、地、人三才之道,从而增强了道教内丹术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为将道教内丹术转为道教内丹学做出了贡献.     

论程大昌的易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时期图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易原>、<易老通言>两部易学专著,他以刘牧所论的黑白点图式的河图洛书为<周易>之原,以"太极"为制变之祖.本文指出,在尚未对河图洛书的来源与内容上进行理性求证的情况下,程大昌提出"卦画之智发于图书",并将圣人作<易>看成是天地用心"以数发智"的结果,为<周易>的源起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他解"易有太极"为"变易之道有立乎其极者焉",释"四象生八卦"为四气生八卦"出震终艮"更迭之序,将<周易>之"太极"与<老子>之"一"贯通理解,则拓展了<周易>文本的诠释空间.     

郑东卿易学述评

今本《大易象数钩深图》收录了宋代"图书"派易学家的多幅易图,郑东卿的六十一幅易图也隐于其中。郑氏之学统摄汉宋,以图示易,融理于图,自创图式,推明先天,象、数、理兼而有之。郑东卿以图解易,心理混融,与象、数、体、用合而为一。他讲伏羲至孔子所述作传授之易,既本于图书,又归于执中之道,体现了圣人相传之易道与道统思想的结合,并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异端的标准。他主张六十四归一,由一悟太极,重视太极贯一,伏羲、文王、孔子相传授受的易道又皆备于我。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郑东卿强调"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于吾之一心",将易学与理学相结合,体现了其易学的独特风貌;其理本于心,心与理的混融,预示着学术发展的趋向。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重构象数:《太玄》的赞《易》之道

"重构象数"是<太玄>赞<易>的主要方法,扬雄由此开创了"以三为本"的玄数系统、"象应于数"的取象法则,其学说渊源主要为"老子生成说"、"天文历法说"、"自然音律说"、"阴阳五行说".这一"综合性创新"的象数构建,注重<太玄>象数研究的宋明思想家以"是否合<易>"为标准,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玄><易>"道同法异",互为补充;批判者则立足<玄><易>义例差异,责<玄>缺陷.     

论《程氏易传》中"才"之观念——程颐对易学中阴阳观念的创新

"才"是程颐在释<易>时所使用的独特概念.从根本上说,"才"来源于<易传>中的阴阳观念.但程颐在使用这一观念时摆脱了以非统一、即对立的关系来理解传统的阴阳,而是在一种更独立的意义上去使用阳或阴的观念--"才".在<程氏易传>中,"才"象征着某种不屈于人生欲望的克已能力,同时它又是某种在政治生活中拯救时局的才能.可以说,"才"之观念反映了程颐易学的某些特色.     

天才学者刘咸炘易学初解——写于《推十书》(增补全本)刊后

学术天才刘咸圻为20世纪卓越的思想家、国学大师,与清末民初"二叔"之一的刘师培年相若、道相似、著相类,而见识更为超拔,故梁漱溟有"读之惊喜,以为未尝有"之极评.所著近千万字的<推十书>(增补全本)学术界赞誉甚高,其中<易>学思想体系完备,尤其是剖析<易>为宇宙根本大理、<易>史论新解、<易>学在蜀、象数义理不可偏废、<易>史互通互证相得益彰、以<易>学治他学等,无异学界春雷,令人振聋发聩,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葩.     

杨万里易学中的"二五之应"问题

杨万里治<易>参证史事,对"二五之应"问题尤其青睐.因为它不但得象、得体、得时,还得用.杨万里尤其重视它的"用"问题,由于这个"用","二五之应"不但贯通天人,也彰显史事宗义理派求真、务实的治<易>特色.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

作者通过比较今本和楚简<周易>,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与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相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当然,今本并非十全十美,个别地方仍有错误,不必盲目崇拜.还有个别字的意义,今本不如战国本更清楚.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读帛书《缪和》篇

帛书《易》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初今文本的原貌,而最可贵者,乃是帛书《易传》各篇中多有对经文的解释,虽不系统完整,但亦可使我们窥见不少汉初今文《易》义。今试举《缪和》篇中数条较为完整可观的卦例,并将其与《经典释文》、《周易集解》所引汉魏诸家之解作一对比,以期为我们重新认识汉《易》,特别是今文《易》与古文《易》,提供一些重要启发与借鉴。     

锥指博识说《周易》——钱钟书论《易》述评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开篇即论《周易》,他以如锥的深见,广博的学识,对《易》之若干重要义理、用象奥秘乃至修辞妙诣,皆用中西比较之法阐明其于昔世、今世,东方、西方的普遍性意义,并且给予颇具启迪性的发挥,使今之读《易》者获得不少生动的意趣。     

心学视域下的易学——杨简易学思想初探

杨简作为心学解《易》派的代表,其易学思想是心学与易学相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心学视域下的易学．在杨简的心学体系中,心具有本体特征,它虚明灵妙,且存在于人自身;功夫论上既要讲求恢复本心,又不可强索而得．杨简以此心学视野去观照易学,将整个易学体系纳入其心学视域之中,并且注重阐发一些与心相关的易学观念,从而使其易学思想呈现出高度一元论的特征．当与经典结论不相兼容时,他又敢于怀疑经典,以保证其易学的圆融一致性．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浅谈易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在综观易学文化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当代易学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强调把易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明确提出一系列观点:应该合理界定易学的名称范畴,密切关注易学文化的传承问题,逐步拟定易学的发展目标.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形而上者谓之道——《易传》本体论浅析

《易传》基于社会实践基础,对“易道”作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上概括,指出乾坤是易之门户和根本,“一阴一阳”是万物产生存在的本原和根据。由此展开了其易道本体论哲学体系。这种借助《易经》八卦象数和取象比拟思维的探究型理解和创造性诠释,使古老的《易经》完成了由占筮之用到形上学的革命性变革,开启了人文主义的诠释路径,深深影响了之后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