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合作: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基于两个仿真行为实验,考察了互动博弈中行为实施者的社会善念促进接受者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实验1采用"物品"选择游戏操控实施者的社会善念水平,结果发现:接受高社会善念行为的被试体验到更强的积极情绪和更弱的消极情绪,且愿意在随后的公共物品游戏中贡献更多的资源;其中,积极情绪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操纵被试在"纸牌"选择游戏中需要对手提供帮助的程度来设置自主性需要水平,进而揭示自主性需要在社会善念增强积极情绪体验中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除了证实实验1的结论外,积极情绪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而自主性需要对感知社会善念—积极情绪关系起调节作用,即相比于低自主性需要,接受者的高自主性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低。据此可认为,积极情绪体验是实施者的社会善念促进接受者合作行为的中介机制,而自主性需要的满足是获取积极情绪的根源。     

亲社会自主动机对青少年幸福感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亲社会自主动机对青少年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研究1以293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考察了亲社会自主动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2以205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法操纵亲社会自主动机（vs.受控动机）,并考察其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亲社会自主动机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并且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社会自主动机对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相反,亲社会受控动机则不利于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进而不能有效地提升其幸福感和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支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亲社会支出是指把钱以送礼或慈善捐款的形式花在别人身上, 而不是自己身上。它不仅可以给接受者带来好处, 还可以对给予者的幸福产生积极影响。亲社会支出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亲社会对象及影响效果两个方面, 其边界条件包括了外部与内部因素。通过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规范理论、进化理论及社会交换理论, 可以进一步解释亲社会支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需要检验亲社会支出与幸福感之间的边界条件、探究亲社会支出的长期积极效应及提高亲社会支出研究的生态效度。     

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网络信息的纷繁复杂,让人们担忧因错失信息而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本研究探讨这种现象的加剧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使用问卷法（研究1）和实验法（研究2）,探究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在其过程中人际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的错失恐惧程度负向预测了其亲社会行为;（2）人际安全感在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高的错失恐惧水平会降低个体的人际安全感,从而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3）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中起调节作用,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低的时候,错失恐惧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显著增强。     

受助者结果类型对亲社会表现的影响:成人与儿童的对比研究

亲社会表现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谦让、帮助、合作、分享等行为,其影响机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两个研究（分别以大学生和二、四、六年级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受助者结果类型（受助者获得积极结果vs.受助者避免消极结果）对亲社会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1）受助者避免消极结果条件比受助者获得积极结果条件诱发成人更高的亲社会意愿和行为;（2）六年级儿童帮助他人避免消极结果的亲社会意愿更强、情绪更积极;（3）相对于帮助他人避免消极结果,二年级儿童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获得积极结果。这些结果说明受助者结果类型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表现（包括亲社会行为、亲社会意愿、亲社会情绪）,并且这种影响因成人和儿童有所不同：成人和年长儿童表现出亲社会损失规避现象,年幼儿童则表现出相反效应。     

青少年家庭功能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的序列中介效应

以2949名中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青少年的总体家庭功能、同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总体家庭功能、同伴依恋、亲社会行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两两间正相关显著,而与消极情感均显著负相关;（2）在控制年龄、性别、SES、社会赞许性后,总体家庭功能既能直接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也能分别通过同伴依恋、亲社会行为,及两者的链式关系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是指“目击网络欺负事件的个体”。旁观者目击欺负后的行为反应可以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有旁观者的个人特质(冲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旁观者的心理因素(同理心、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和生态环境中的关系等。旁观者效应、道德脱离和旁观者干预模型可以对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事件后的反应进行解释。未来可以从具身认知、脑神经机制、跨文化和网络环境塑造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探索。     

信任还是设防？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社会善念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的行为,通过实施社会善念有助于提升他人的合作行为。为检验这一假设,本实验设置了“施—受”双方的互动博弈情境,采用“物品选择游戏”操纵实施者的社会善念水平,分别利用信任博弈和公共物品游戏测查接受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信任水平和合作行为。结果发现：相比于低社会善念组,被试在高社会善念组中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合作行为。进一步路径分析也发现,信任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善念行为的实施为互动双方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降低了人们时时“设防”的监控动机,使合作带来的利益双赢成为可能。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模型可用道德排除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解释。根据道德排除理论遭受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与实施者心理距离增加, 进而对实施者实施职场排斥; 从旁观者视角来看, 目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影响旁观者的道义公正感和互动公平感进而表现出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 且该中介过程受到利他性的调节。同样,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遭受职场排斥会导致职场排斥受害者的消极情绪水平增加促使其成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学生学业和行为特征如何影响教师支持？来自个体和圈子层面的证据

教师支持是师生关系的重要指标,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建构;学生的学业和行为特征会影响教师支持,但是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学生个体特征的影响,极少考察学生所在小群体的作用。本研究以个体和其所在圈子的学业成就、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为特征,考察其对教师支持的影响,结果发现：（1）个体的学业成就积极预测后续教师支持的增加;（2）在高学业成就圈子中,个体学业成就的提高能够预测教师支持的增加,而在低学业成就圈子则不能;（3）与男生相比,在低亲社会圈子中的女生获得的教师支持更少,而在高亲社会圈子中的女生则能够获得比男生更高的教师支持。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采用人际信任问卷、亲社会行为问卷、攻击行为问卷、幸福感指数问卷对225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人际信任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好;(2)人际信任通过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

以374名农村青少年为被试,基于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探讨了个体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亲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能显著正向预测两类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2）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母子亲合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行为自主决策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非留守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母子亲合则显著负向预测非留守女生的消极情绪;但是,这种性别差异不存在于留守青少年之中。（3）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母子亲合在其行为自主决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低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高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关联。     

初中生的自尊、受益者特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以初中一至三年级学生为对象,采用自尊量表（SES）和帮助行为调查问卷进行测查,以探讨自尊、受助者特征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社会道德认知和自我意愿层面上,大多数初中生能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性助人趋向,部分学生的行为决策判定具有不一致性;（2）初中生的自尊程度不影响对他人需要的注意、归因以及行为方式的选择,但与帮助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意愿等认知、情感因素有关,能直接影响自主性的亲社会行为;（3）初中生有关潜在受益者特征的某种认知结果及其相应的情感体验,对帮助型亲社会行为趋向有重要影响;（4）初中生的自尊及其所知觉的潜在量益者特征在亲社会行为趋向中交互作用不显著。     

感恩:一种积极的生活取向

感恩是一种觉察和感激生命积极机能的生活取向,不仅源于他人的帮助行为,也源于个体对生命积极机能的觉知。积极生活取向的感恩对个体的人格特质、幸福感、人际互动、健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开拓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寻感恩的作用机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职场欺负的旁观者：角色、行为与影响机制

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会影响到与行为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的旁观者的身心健康, 而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支持受欺者或实施者, 或袖手旁观)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的发展态势。旁观者的公正道德观念及其对职场欺负的情绪体验, 通过社会交换和学习过程, 影响着他(或她)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     

体验购买、实物购买与幸福感: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考察了体验购买与实物购买这两种购买方式与个体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的关系,并探索了个体的关系需要满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回忆范式启动不同购买经历之后,被试依次完成关系需要满足问卷、享乐幸福感与意义幸福感量表。结果显示,体验购买组的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都显著高于实物购买组;关系需要满足程度在购买类型与享乐幸福感、意义幸福感的关系间分别起到中介作用,这表明购买类型通过满足个体的关系需要进而提升其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水平。     

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据此研究者提出“信仰-亲社会假设”试图证实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从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三个方面对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和评述。在研究早期, 研究者主要考察宗教信仰的归属身份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而近年来, 研究者则越来越关注信仰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受到信仰程度、文化背景、信仰认知和信仰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有效控制宗教信仰身份对亲社会测量的影响, 明确宗教信仰的操作性定义并改进相关的测量指标, 关注精神性的作用机制、“信仰-亲社会假设”的跨文化效应以及信仰概念对非宗教信仰群体的影响。     

安全依恋对共情和利他行为的影响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指以增加其他个体的福利为最终目标的行为, 它既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共情(Empathy)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 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 是利他行为的内在动机。已有研究证明, 安全依恋风格和安全依恋启动对个体共情和利他行为有积极影响。根据依恋理论和相关文献可以推测, 情绪调节和认知图式可能是安全依恋影响个体共情和利他行为的两种心理机制。未来可以探讨利他行为实施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远近及双方依恋风格匹配程度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验证安全依恋影响共情和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 探讨利他行为对安全依恋的反向促进作用以及开发通过安全依恋培养个体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的干预方案。     

自我超越价值观对持久幸福感的作用及机制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价值观对个体的发展起引导作用, 与幸福感密切相关。认同自我增强价值观, 即关注个人利益, 可以让人体验到波动的幸福感, 表现为短暂快乐和消极情绪的交替循环; 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 即切实关心他人利益和福祉, 则可以让人拥有持久的幸福感, 表现为一种持续的充实、和谐、宁静的状态。就作用机制而言, 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可能对自我威胁信息有较少的防御性反应, 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关系导向的情绪, 激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从而获得持久的幸福体验。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考察自我超越价值观对持久幸福感的作用, 系统探讨二者之间的其他潜在机制, 并通过开展自我超越价值观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     

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分析

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W_ICTs)是一种新兴的工作行为,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作。为帮助组织和个人从整体上了解W_ICTs对员工生活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管理,以278对配对调查数据为样本,基于溢出?交叉效应视角探讨了 W_I C Ts 与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丈夫和妻子的W_I C Ts均可通过加剧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诱发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降低双方的幸福感,同时也可通过促进个体的工作→家庭增益、抑制夫妻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提升双方的幸福感;但整体而言,妻子的 W_ICTs会显著降低夫妻双方的幸福感,而丈夫的 W_ICTs不会显著影响夫妻双方的幸福感。研究提示,组织在进行 W_I C Ts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女性员工的负向影响;就员工个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均可通过加强与配偶的沟通,减少夫妻间的社会阻抑行为,进而预防 W_I C Ts 的不良影响,促进W_I C Ts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