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为“体”,文学为“用”——欧阳修《诗经》阐释的二元维度

欧阳修的《诗本义》以求取"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为解诗之本。在寻绎"诗人之意"的层面,他据上下文理求诗,剖析了诗歌发生的心理特征,并考之以"人情",体现出"文士解诗"的思想原则和阐释方法。但欧阳修把达"圣人之志"作为解《诗》的最终旨归,体现了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阐释原则。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阐释的循环",是《诗本义》最核心的释《诗》方法——"据文求义"的阐释学原理。     

新世纪《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献学家。他以文学家、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来解诗,对《诗经》注解的权威著作《毛传》和《郑笺》提出了批评,并对《诗序》进行质疑进而删改,他"据文求义"力图还原《诗经》的"本义"。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进入新世纪,有关《诗本义》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可以让我们对欧阳修的诗经学成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论孔子《诗》学的解释学意趣和旨归

"兴"在孔子《诗》学里,主要是一种祈向己意的、不同于《诗》之原旨的解诗方法。作为"第一读者"的孔子,在《诗》学理论甫一架设之际就为后代规定了超越《诗》之本义的接受取向。概言之,孔子以"诗可以兴"为说《诗》者拓宽了理解与阐释的自由空间,但又非常聪明地用"思无邪"给这个空间划定了相对的界限,既赋予读者一定的生发自由,又明确指出了这种自由所必须前往的域限——儒家道统。从解释学的视域看,孔子在他的"述而不作"论中将"述"和"作"也同样规定了继承与更新、原旨与创生的辩证关系。     

“圣人之意”的传述与还原——郭象《庄子注》“言意之辨”新探

根据郭象《庄子注》的内在脉络,"寄言"既非郭象的诠释方法,也非庄子表述"己意"的写作手法,而是庄子借以"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庄子通过"寄言"的方式"出圣人之意",既是"至理无言"的必然要求,也是圣人"因彼以立言"之教化方式的隐微呈现。《庄子》中的"寄言"主要有"齐谐志怪之言"及"非毁圣贤之言"两种典型形态,前者是庄子利用夸张或象征的方式申明"至理"的手段,后者是圣人"因彼以教彼"之"无为治道"的题中之义。只有以"忘言"的方式去阅读《庄子》,才能展开对"庄子之言"的追本式体贴以及对"圣人之意"的还原式理解。     

孟子诗学思想二题再辨

"以意逆志"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孟子诗学的两大核心命题,随着历史与学术的演进而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阐释与再阐释。然而与后世的发明有所不同,《孟子》语境中的"以意逆志",是为针对《诗经》教学传承而发,"文""辞""志"的评价层次条理清晰,"意"指读者阅读理解之动态过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说明了《春秋》类同于《诗经》的"文""辞""志"三层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孔子作春秋"接续道统的重大文化意义。"迹熄"是对时代陵夷大势的形容,不可遽指为某一断限。此二题共同构成了孟子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回归原典,既要突破现代学科界限,亦需自觉明辨探求本义与理论新创之间的分野,唯此方能正本清源,接近先贤本相。     

形上之道如何说——以《系辞》为中心

"形上之道"意味着"道"对"形"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对视觉认知方式的超越。《周易》作为一本"书",只能以"形"的文字方式展开对"道"的言说。孔子看到了文字的局限性,提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这意味着"形上之道"能否被言说,与"圣人之意"能否显现相关。圣人以"阴阳""刚柔"来"立象"和"立道",打开了由"阴阳""刚柔"而得"道"的可能性。《系辞》认为,以"阴阳""刚柔"为言说的根据,藉助切身的感受,言说便可以超越"形"的局限性,使得说"形上之道"成为可能。     

“二本”与“修本”:欧阳修“本义”之学发微

研究者普遍赞许欧阳修提出的“修其本以胜之”的思想,对其提出落实这一思想的方式则评价较低。这在根本上体现了欧阳修对于“本”的认识与今人有异。欧阳修坚持的“本”是与六经的权威性分不开的,他所提倡的“本义”之学,也正旨在捍卫与重塑六经的权威性。可他所采取的寻求“本义”的方式,恰有着动摇乃至瓦解六经权威性的危险。欧阳修这一“本义”之学的内在张力,正为我们揭示出了宋明经学与理学得以展开的某条内在线索。     

从《易经证释》看易辞、易象中的以人合天之道

《周易》卦爻辞的背后是卦爻象,卦爻象的背后是圣人之意。据《易经证释》可知,圣人之意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修而与天道相合,这正是圣人作《易》的本旨所在。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体现的是由先天太极至两仪(乾坤二元),再由乾坤交合产生万事万物,即由先天八卦至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生化过程及规律,其所蕴含的"圣人之意"乃是教人由德返道、后天返先天之意。乾卦"元亨利贞"四字所显之乾象为全象,又为圆象,统御一切,无内外,无始终,而人则需先"利贞"才能最终达至"元亨"。乾主气,为道之全,坤主形而包于天,故坤虽具四德而受时地所限。人应本坤道而顺承天,由"利贞"而返"元亨"。临卦处"成终成始"之位,在春之先,故备具乾坤四德;屯、随、无妄、革等卦之二、五两爻因孚乾坤正位,故亦备具乾坤四德。如果明了《大学》内止至善、外明明德之说,《中庸》中和、不息之境,自不难理解《易经》"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以人合天之旨。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

先秦儒家提倡的神道设教,就是将道德与宗教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神道设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语出《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具体来说,它包含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对柏拉图文艺对话中“诗哲之争”的再解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和诗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不利于城邦的"正义",并提出将其逐出"理想国"。但实际上,柏拉图并非反对所有的诗,他攻击的只是诗人在盲目追求爱欲下对真理的不作为和不负责任的摹仿。柏拉图的文艺对话表明,诗人和哲人因对"爱"的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形成了不同的"诗",一种主要是摹仿诗,另一种则是旨在揭示真理的"哲人诗"。因此,《理想国》中的"诗哲之争"可以解读为"摹仿诗"和"哲人诗"之争,其本质是诗歌内部的争论,而非诗歌与哲学之间的争论。     

持志以定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

船山提出"正心之学不讲久矣",明确主张以"先正其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持志以定心,提出学者当"以大心正志为本",着重阐发了"志"作为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意蕴。在《大学》系统,尤其是"心意之辨"的分疏中,船山厘清了"正心"的内涵及其主宰下的工夫脉络。船山构建出"正心"作为工夫节目的独特意义以及以之基础的理论系统。从朱子"格物教"、阳明"良知教"、蕺山"诚意教"进一步转进到船山"正心教",再次印证了《大学》对宋明理学范式转换的型塑作用,体现了理学心性论内在接续与转进的新形态。     

认识《诗篇》中的“上行之诗”

正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词句优美的《诗篇》,也会在祷告中使用其中的祷告词或音乐伴唱的神圣诗歌。阅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文中经常出现"上行之诗"的小标注,那么什么是"上行之诗"?今天,让我带领大家了解一下《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何谓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又称为朝圣之歌、升阶之歌。《和合本》中《诗篇》120篇括号中小字为"上行(或作'登阶’)之诗",《吕振中译本》翻译为"上殿之诗",《思高本》翻译为"登圣殿歌"。更复杂的情况在《武加大译本》中翻译为canticum     

也释《周易》卦爻辞中的“艰”——兼与廖名春先生商榷

"艰"有"难治"与"治难"两个基本意义范畴。"治难"意义范畴,后造"垦"字分担,造"垦"之前,"艰"字兼之。"垦"字分担了"艰"字"治难"之义后,"艰"字便只有"难治"之义,沿用至今。《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皆可训"垦",耕垦,开辟,拓荒之义,意即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多用其力,掘进不辍。"艰"与"垦",字为古今,语同一源。训"艰"为"垦",乃"艰"字本有之义,无须假借为说。《噬嗑》、《大畜》、《明夷》卦爻辞的"利艰贞"体现了圣人"开拓进取,因时而变"的人生智慧;《泰》九三之"艰贞,无咎"、《大有》初九之"艰则无咎"、《大壮》上六之"艰则吉"诠释了圣人"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人生追求。     

“应物而无累”与王弼圣人观——以王弼易释为中心

有情、无情之辨为何晏与王弼圣人观分殊之要。现有研究一般从性情关系入手,以"性其情"来把握王弼之圣人观。然就相关论说来看,王弼之关注重点似在"无累"与"应物"。王弼与何晏均主张圣人"无累",但就如何实现"无累"却有不同。何晏延续了庄子以来"弃世则无累"的道家思想,而王弼会通儒道提出了"应物而无累"的观点。王弼之所以主张圣人"应物",在于其强调"得志"之重要;王弼之圣人之所以能"应物而无累",在于其"神明茂"与"通无"。理解王弼所言"累""得志""神明""无"等概念,均需从《周易》及其易释中探寻其源。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