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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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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圣经汉译史上,中文《和合本》可谓影响力空前,可与英文《钦定本》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和合”一词寓意深刻,不仅指涉西方传教士译者在术语译名、译经语体、翻译理念等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也暗含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信徒借由这一译本彼此联结的美好愿望。此外,《和合本》出版之后,新教圣经汉译事业由西方传教士主导转变为华人自主翻译,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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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任何一种宗教在其诞生地之外的异文化区域传播都离不开经典的翻译,基督教也不例外。圣经的汉译工作不但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必然努力,更是教会本地化(enculturation)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在华天主教而言,直到1968年12月才有了全部的汉译圣经,即《思高本圣经》,而之前的传教士或中国教会人士汉译圣经的工作均未能系统化,最高的成就是完成了新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献县教区(今沧州教区)萧静山的译作《新经全集》是第一本新约译本,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新约译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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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译版本之最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莱文,共有39卷。“新约”原为希腊文,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4个部分,共有27卷,是耶稣的门徒等著述的汇编。在19世纪以前,《圣经》只有个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了部分内容。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心于《圣经》的汉译工作,翻译了许多种版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深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即文言译本;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Version),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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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作为第一部新教中文“联合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在圣经汉译史上享有特殊地位。该译本酝酿于《南京条约》签订后，即“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权利被合法化、赴华宣教人数快速增加的时代背景之下。1843年8月至9月，来自英美两国多个差会的新教传教士齐聚香港，为筹备一部能被广泛接受的圣经汉译本而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译者委员会被选举出来，基本的工作规范也得以确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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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由麦都思主译,1856年首次刊印.译者一反新教传教士的文言译经传统,选择以南京官话译经,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官话文体的选择是译者应当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与之互动的结果.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文体的选择还表现在翻译的模式上,此译本并非延续西译中述,而是西人指导,中士转译,翻译过程兼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同时,本文把此译本放到官话译本的谱系中,考证了此译本和《古新圣经》及“北京官话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等译本的关系,指出此译本作为第一本官话译本不仅开启了其后官话译本的翻译历程,也为此后官话译本文学性文体的探索作出了铺垫,不仅昭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也给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建立新白话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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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里夫圣经》是第一部英文圣经全译本,它在英国的宗教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关于它的译者历来有三种意见:威克里夫独自翻译了圣经;他与其追随者合译完成;以及威克里夫未曾参与实际的翻译工作。虽然尚无法知道确切的翻译者,但威克里夫对于该译本的诞生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他的宗教改革思想激发了圣经的英译;他本人积极倡导了圣经的翻译;并且威克里夫与可能的译者之间关系密切。《威克里夫圣经》重大的文学史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推动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进步,同时它质朴典雅的翻译风格为确立英国本土散文传统的主导地位树立了典范。《威克里夫圣经》的传播还大大丰富了英国文学创作的题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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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2021,(2)
170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昇和其中国助手徐若翰写作了汉语《圣经》(1),在《圣经》汉译史上,这是首次系统地将哲罗姆武加大本《圣经》(Biblia Vulgata)译成中文,译出了约80%的新约,是历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汉语《圣经》。而后世"二马"《圣经》很大程度参考了它,可见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神"作为对Deus的翻译,可以说是"白徐"的创举之一,二人在翻译时既回避了教廷所反对的"上帝""天"等译法,也没有使用罗明坚和利玛窦初倡且至今获准的"天主"之译,这种译法的直接影响是新教的"和合本圣经"至今还有以"神"为主名的版本,使"白徐"的译法在300年后广受认可并推广开来。本文通过对白日昇书信的整理以及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分析"白徐"Deus译名选择的内在因素,还原白日昇译经的背景及译名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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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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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传播的历史业已证明,经典翻译对外来宗教的传布至为重要。圣经汉译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步,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圣经》成为基督教汉译经典书名却不足百年,其间经历了从“经”“圣经”“遗诏书、圣书”“《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到《圣经》的演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实现关联化、本色化的过程。不同时期译名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此种考虑。众多不同名称的汉语《圣经》译本的存在,既丰富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构成中国版本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此诚可视为基督教传华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实质性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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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探讨犹耶在中国语境中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并分析成因。文章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路径，分析犹太儒生与天主教传教士圣号汉译的异同，同时以《希伯来圣经》为对读文本，从犹太人对圣经传统承继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圣号汉译承继了《希伯来圣经》中数量多样、形式繁杂的特点，并以多种儒家概念对译圣号，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圣号命名时则受《希伯来圣经》传统影响较少，他们固定“天主”为主要译名。犹耶圣号命名不同来自犹耶的宗教差异：犹太教是兼容“一神信仰”,而天主教为排异的“一神主义”;犹太教不是外传宗教，天主教有外传使命；犹太儒生在华认同于儒家文化，天主教传教士没有这种认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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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来源之一，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颇为巨大，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圣经》的元素。《白鲸》可以说是一部史诗般的充满《圣经》寓言的小说，而本文主要探讨《圣经》中海的含义，并分析它的两面性在《白鲸》中的体现。一方面，文章先分析《圣经》中海的恶魔性，另一方面又解释它是作为上帝显示神力的工具，最后再详细分析海的这种对立性在小说《白鲸》中的具体表现，旨在更深刻的了解小说的主题和梅尔维尔的宗教观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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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年,法国传教士白日昇与其中国助手徐若翰共同写作了汉语《圣经》,这是汉语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译经工作,该《圣经》包括四福音书单列本及合参本两种版本,有关两种版本的内容、关联及其与二马译本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遗留的问题是:合参本是白、徐共同书写亦或徐若翰一人而成?合参本内容为自行杂糅还是翻译自现成的西文福音书合参本?白、徐译本直接为二马译经所参考,对后世汉语译经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然而白、徐译本与前人成果有何关系?是否参考过其之前的中文《圣经》?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说明,并梳理出早期汉语《圣经》译经的历史脉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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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语行事,是研究、了解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加之《论语》内容丰富,文辞典雅,故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自18世纪沙皇俄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开始,俄国汉学家从未间断对《论语》的阐释和翻译,迄今为止,留下了10多个见仁见智的俄译本。本文试图结合历史语境,探究《论语》的俄译缘起,梳理其在俄罗斯的译介历程,对比典型译本的翻译特色,揭示典籍翻译的强烈的时代色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