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互为存在--人与自然关系新解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片面化的理解。自然不仅为人而存在,人也应该为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互为存在的。割裂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要么导致自然被人所奴役,要么导致人被自然所奴役。     

为何要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

本文分析了人与自然具有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关系,并从生态学的理论背景进一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述了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环境伦理学中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在环境或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如同“非人类中心主义”有种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有各种不完全～样的理论看法。已经有许多作者就其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做了说明,我也曾撰文表明过自己粗浅的看法（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我认为,所谓伦理学,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一般规范或准则的学科,而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应该是研究涉及到生态或环境问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这与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人对其它生物物种的道德原则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想,从人…     

动物伦理的几个理论焦点与道德难题

人类道德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道德关怀对象逐渐扩展的历史。动物伦理是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但动物伦理存在着几个焦点问题和道德难题:人类确立道德是为了什么?即人类道德的目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即动物是否具有自为的内在价值?动物是否拥有权利?这是当代最新颖、最富有挑战性的伦理学问题。动物是否应该得到道德关怀并受到道德对待?即动物是否应当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道德顾客或道德承受者?     

西方的“生态伦理观”与“形而上学困境”

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时,陷入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提出"环境价值"概念,把环境价值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从而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超越了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这种生态伦理学实质上就是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主义”之我见

目前,“人类中心主义”被普遍认为是环境问题的“罪恶之源”,环境伦理学界对它的批判声更是不绝于耳。然而,究竟何谓“人类中心主义”？对此,人们理解上存有模糊性,使用上呈现混乱性,由此导致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理论上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为此,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及其理解,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动机和归宿问题,作些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理论界。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外来词,自西方传入我国理论界后,人们对它的涵义众说纷法。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用其词而不究其义,甚至以…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指的是引领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体系的内核和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基础的构建,从理论上说就是要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什么"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它的构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对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幸福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     

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重建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试图在传统的宗教基础失效之后,重建道德,为道德规范提供新的基础。通过对道德意识的思考,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内在超越视角,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话语伦理学仍有自己的理论局限,但它的道德视角重建却为在当代多元化社会中达成规范共识指出了一条途径。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     

"Moral Agent"是""道德代理人"吗?——一个伦理学概念辨析

道德代理人一词是国内环境伦理学界对西方伦理学概念moral agent的翻译,但此译法不妥之处有三:(1)moral agent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术语,是指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并承担道德责任的道德行为体,无代理之意;(2)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家主张moral agent包括人和部分高等动物,故moral agent不能译为道德代理人;(3)道德行为体(moral agent)与道德关怀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关系。     

环境美德伦理学视阈中的正确行动理论

引导行为者做出保护环境的正确行动是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但正确行动理 论在环境美德伦理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后果主义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诉诸最好的或足 够好的后果;义务论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解释为普遍化的道德规则;而环境美德伦理学从 美德角度来界定正确行动。整体而言,环境美德伦理学语境下的正确行动理论呈现出多样化 的研究态势,但同时还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循环论证”以及“不确定性”等质疑。 澄清这些疑点,有助于推进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儒家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一个初步的比较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动物/解放权利论(ani 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是这个话语体系的四个主要思想流派。它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回应、沟通和交流构成了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历史主题。一、规范层面的共识与差异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近现代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康德的这样两个基本预设:只有人(作为惟一的理性存在物)才是目的王国和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动物等非人类存…     

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道德认识与调节的范围局限在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但是,从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包括哲学、伦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家,都在日益重视一个新的道德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探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价值,对于我们把握人类道德发展的新趋势,提高我国人民的道德素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伦理学”是在20世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其中的“深层生态伦理学”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归咎为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希图重建一个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这些生态学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从东方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因而被称之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借助这一契机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对话:在对话中,很多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简单地归约…     

关于“自然的价值”

关于“自然的价值”李东（哈尔滨建筑大学社科系）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基于这种观念,生态伦理学必然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且认为单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去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要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等等恶果。应当承认...     

生态伦理对“现代性”道德的超越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探究中,生态伦理要么镶嵌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成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遇到一些违背常识的困难;要么成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被指责为个体牺牲自己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生态伦理只有超越"现代性"道德,才能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互为补充,获得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及其深层意蕴.     

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境况及其建构

在信息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估价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现实境况,强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的话语权,以巩固马克思主义道德在中国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已构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研究的学界视角、现实境况及其当代建构构成本文讨论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略论当代西方天主教的女性主义伦理学

天主教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基督教伦理学学派。它批判了传统道德神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贬低妇女的倾向,主张要从女性的经验出发来建构一种强调女性与男性应有平等关系的平等主义模式的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