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周礼》为周公遗制,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可以用之万世,怀疑者认为,《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内容荒诞不经,不符合上古社会,实为祸乱天下之典,折中者认为,《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其中既有周公旧章,又有后人陆续搀人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     

《周礼》诸图研究

《周礼》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图"的记载,前人普遍将其理解为地图。从《周礼》经文出发,探讨《周礼》对图的结构性的安排与记载,并结合注疏正义,重新思考《周礼》诸图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可以发现《周礼》诸图大体可以分为军用、民用两类,未必都是地图。郑玄注更提示,在汉代,图的分类并不很明显,这一点与《周礼》经文的记载是符合的。     

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

《仪礼》十七篇与周公和孔子均有一定的关系。说《仪礼》与周公有关 ,并不是像古文学派那样认为周公是《仪礼》的作者 ,而是认为《仪礼》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 ,也就是说《仪礼》所载的内容肯定有一部分属于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所制定和实施的遗制。说《仪礼》与孔子有关 ,也并非如今文学派那样认为《仪礼》十七篇完全是由孔子圣心独断而创作出来的 ,而是认为《仪礼》当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因为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除了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 ,可能还包括七十子后学所编订和增补的内容。     

清代吴派《尚书》学疑辨成就管窥——以《古文尚书考》为中心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鷟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从《太玄》看扬雄的人性论思想

一般讲扬雄的人性论,都以《法言》为依据,认为他是“善恶混”派的代表.并认为他的人性论缺乏内在超越的根据,比较接近于荀子。本文认为《太玄》中蕴涵丰富的人性论思想,研究扬雄的人性论,应以《太玄》为基础。扬雄的人性论本于其天道观,有很强的超越性,扬氏以五行为架构,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超越途径,其思想接近于性善说.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周礼》在官制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对《周礼》在官制研究中的价值,历来看法不一。因为有的认为《周礼》所载官制是西周实际存在的制度,有的则认为是向壁虚构。笔者认为,《周礼》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经典著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其内容是我国古代一种理想官制,为传统社会官制建设和变革提供了借鉴;《周礼》是一种客观存在,实践已经证明其价值;随着考古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周礼》史料被证实,提高了其可信度。要在深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很好利用,发挥《周礼》史料的应有价值,切不可轻易否定,无谓争论。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     

儒主道辅本道兼儒--论扬雄《法言》的思想特征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其目的是标举儒学以纠绳诸子。然而仔细品读《法言》,其中也不乏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内化。前人的研究大多囿于儒家思想的角度,而对《法言》中的道家思想则有所忽略。实际上,儒道水乳融合、交互影响的特征贯穿了《法言》始末。把握这一线索,不仅有助于对扬雄一生思想、行事中的矛盾现象作出客观、准确的诠释,更全面地了解扬雄,而且有助于对整个汉代哲学史、思想史以及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脉络等有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从《周礼》看“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孔子家语》载孔子"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这是对"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详细的记载。"诛"、"戮"、"尸"三字皆至少有两重义项,故对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亦有两条不同的诠释路径。其中某条路径若能成立,则需与周代礼制相合。如若其中的一条路径走不通,就必然要求转向另一条相异的诠释道路。通过对周代相关礼制的分析,可以看到孔子实际上并未诛杀少正卯。"诛"当为诛责、惩罚之意,"戮之于两观之下"是指孔子在两观之下责让、惩诫少正卯,"尸于朝三日"即让少正卯"坐诸嘉石"三日作为惩罚。     

《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

据当前所见出土文献材料,今本《仪礼.士相见礼》之“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一句中的“众”当据郑玄注“今文”,以及《武威汉简.仪礼》校改作“终”。此句郑玄注所说的古文作“众”实为汉人用字习惯,并非真正的战国“古文”。     

《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

《墨子》引《尚书》文计40则,通过其与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尚书》传本的比较可见,墨家所传《尚书》有独自的选本系统,而且这一选本系统与儒家选本系统同样具有篇数按年代递加的合理性,即与战国所传《尚书》篇数的现实比例相合。由《墨子》引《尚书》我们还可看到: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     

《周礼》六艺的内涵及其在教育上的作用

《周礼·地官》言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则六艺乃古代学校教育所设之科目无可置疑。六艺中的礼、乐重在伦理的培养及情意的陶冶,射、御重在体能的训练及技艺的精熟,书、数重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各自的属性虽不同,但彼此相关。六艺的教学特色有三:文事与武备兼具,道德与知识、技艺并重,身心交融、人我互动。六艺教学合乎五育并进的全人教育,可作为我们今日的取法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