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阿尔都塞对“认识论断裂”的自我突破

众所周知,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了马克思思想分期的认识论断裂,即早期的意识形态阶段和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阿尔都塞认为,1845年之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还停留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中,即在一种人本学或旧人道主义意义上来谈论现实问题,纯属抽象和幻想,因为它不曾研究真正的社会现实,而是在幻想的对象中,以一种抽象和思辨的方式展开其虚假     

论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葛兰西作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其理论立场多被视为与处于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截然相对。在这种先入为主观点的影响下,往往忽视两人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存在的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然而,阿尔都塞的众多思想都绕不开与葛兰西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关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内容及其自身特点,一定要基于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把握才不会以偏概全。本文通过对两人关系的梳理,进而明晰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认知态度,从而为两人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论述打下基础。论述主要依次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探讨、对"主体性"的理解以及对意识形态支配权的全面把握,系统地对两人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关系加以梳理并形成讨论。     

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阿尔都塞马克思观析评

阿尔都塞之所以能够通过自己的论述给马克思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形象,其秘密完全在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确认意识形态的普遍存在,阿尔都塞找到自己理解马克思的路径,穿越包裹着马克思的层层意识形态的迷雾,阿尔都塞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要判断阿尔都塞阐释的马克思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关键在于对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     

意识形态场、否定构形与突现逻辑——重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著称,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质询"概念,成为当代以齐泽克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参照与来源。然而,人们有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而忽视了他早在《论青年马克思》中就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常常被人指责带有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拉康式精神分析的嫌疑,但在这篇早期文章中,阿尔都塞提出的较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与论题。这里的阿尔都塞在考虑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与作用方式时,始终围绕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历史"和"物"展开。以全新的视角重读这一文本,将为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面对当今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法共刊物《新评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他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纲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完全的人道主义”(加罗迪),有的人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人的哲学”(沙夫)。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谈得越多,也就越左右支绌,他们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混乱。今年法共刊物《新评论》上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暴露了这种情况。正如M·西蒙所说,许多参加讨论的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引证的是同一文献,所参加的是同一运动,而说的却不是共同语言,实际上也没有站在共同立场上。这场论争是由阿尔杜赛尔所引起的。阿尔杜赛尔在意共刊物《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这是他准备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文集中的一篇)。《新评论》杂志于今年三月号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了J·桑普伦和F·戈昂的文章,在四月号上又发表了M·西蒙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论争。阿尔杜赛尔的主要论点是: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词中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严重地不相称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概念。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以“人的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时期,这又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由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第二个是由费尔巴哈的“共性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但是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就与“人的哲学”彻底决裂,批判了任何哲学上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把人道主义规定为“意识形态”。三、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里面,可以看出关于人的世界本身及其实际变革的(肯定的)认识所必须的(否定的)绝对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把哲学上(理论上)关于人的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才能认识与人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不取消任何人道主义的历史“存在”,并且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必然性。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在一种“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现在则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如中国等)的“人道主义”形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的国家(苏联)的“人道主义”形式。它们是适应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的两种形式。“阶级的人道主义”必将发展到“个人的人道主义”。阿尔杜赛尔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滥川”、“非人道的东西”——恐怖、镇压、教条主义等联系起来。现在苏联虽然已经进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时期,本来应当直接从新的意识形态上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苏联的哲学家们却纠缠在“人的哲学”的那些概念上,求助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些概念(如“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过去的“理论条件”(包括“斯大村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遗产所造成的。他认为现在应当以严格的科学概念去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意义。桑普伦的文章根本反对阿尔杜赛尔的意见,逐条予以驳斥。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期进行了更恶毒的攻击而为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辩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1843年以后就一直贯彻着“现实的人道主义”。戈昂的文章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的总体中去把握社会主义。他对“个人迷信”时期的具体分析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反对把这个时期的一切全盘否定,他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促使人类进步的方面,并认为当时的消极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上的原因,他反对有一种本来就有,后来丧失而终于被“恢复”的人性。西蒙的文章,大量地引经据典,论证了阿尔杜赛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他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但又认为“人道主义”所表示的某种事实对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都是主要的东西。这几篇文章翻译时都作了删节,西蒙的文章只译出了两个片段。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种文化哲学阐释

意识形态是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 ,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热点问题。西方很多哲学家都对意识形态做出过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诸多意识形态理论中 ,是相当独特的。他用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阐释意识形态 ,同时又在与科学对立中看待意识形态。这种独特的视角 ,使他在意识形态研究中独树一帜。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 ,“意识形态”一词也有过不同含义。最初 ,马克思曾鉴于某种理论把阶级社会中的特定情况看作是自然的 ,把它作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加以凝固化和神秘化 ,而在否定意义上把这种理论称作“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理论旨在…     

马克思哲学—政治思想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恩斯特·布洛赫报告:《马克思,直路,具体的乌托邦》解读

恩斯特·布洛赫的报告:<马克思,直路,具体的乌托邦>不仅是一部关于马克思的纪念报告,也是一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份报告中,布洛赫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的丰功伟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实质性缺陷",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奴役性实践",划清了前苏东"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根据布洛赫的评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个别结论已不再有效,但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异化理论"、"现实的人道主义理念"等依然有效.     

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中心

学界习惯上把早期阿尔都塞的学说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总体而言是斯宾诺莎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断裂性理解源于斯宾诺莎知识论对知识种类的划分,马克思的反经验主义源于斯宾诺莎唯名论对观念与对象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拒斥是斯宾诺莎反目的论的理论结果。晚期阿尔都塞对其早期的斯宾诺莎主义展开过深刻的自我批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斯宾诺莎主义。阿尔都塞绕道斯宾诺莎来解释马克思,开启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潮,因此对当代西方左翼的研究就有必要厘清阿尔都塞理论尤其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斯宾诺莎主义。     

青年马克思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文章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总是喜欢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年时期的马克思加以割裂,并且以青年马克思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言论来歪曲马克思,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本质的异化现象。但青年马克思在谈人道主义时,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非人的生活状况为对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世界和人的学说为基础的。文章说,早期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当时提出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创举,表现了马克思的崭新的大胆精神。并说,列宁在后来发展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俄国工人阶级首先把这种思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思谈过“异化”问题,但这个“异化”概念是他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概念。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在有剥削的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丧失人的特性,人的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愿活动,而是强迫劳动。劳动者所创造下的东西成了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者的产品剥夺了劳动者的族类生活。文章说,人的异化现象的消除只能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这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时代人类的基本任务。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人人皆兄弟”。文章接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的制度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具体的人道主义口号。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实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相异化的力量.首先,他们指出以往国家理论的虚幻性,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并揭示了鲍威尔和施蒂纳国家自由主义的本质.其次,他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它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压抑个性发展的.第三,他们阐述了只有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国家问题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联系起来,其国家观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有助于我们超越经济发展主义,增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易道辩正

易道是易学思想的精髓或内在精神,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道”。作为易学结构基元的易卦卦象符号,与阴阳观念具有先天性的亲和力,从而使得阴阳观念有了一个可以符号化表征的形式系统。在汉代,阴阳五行与易学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两汉的象数理论试图将易道(天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礻几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魏晋以后,诸如“时”、“中”一类具有明显的个人独知默会、参悟修证意义的命题,逐渐成为一阴一阳、生生不息的“易道”最为生动的表征。道之真谛,若以易理言之,就是“自强不息”,“与时偕行”。     

"全球伦理"与"文明的冲突"

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引起人们高度兴趣。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难以化解吗?汉斯.昆的“全球伦理”观点对此提出挑战。本文将浅析一下“全球伦理”,及其化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Psychotherapy" versus "treatment"

Presents a comment on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by D. H. Barlow. Barlow proposed that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erms "treatment" and "psychotherap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not only is the distinction unnecessary, but that its implications could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field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t is the proposed distinguishing feature that treatments are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that is causing the impairment and distress" that is most problematic. Clinical psychology does not need a distinction that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split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Enmeshment" and "Fusion"

The paper examines two related concepts utilized by two different schools of family therapy. Any family seen to be "enmeshed" is also seen as "fused," and vice versa. The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focus, on the "system containing the individuals" (structural) or the "individual in the system" (fusion), determines the difference in therapeutic approach of these two schools.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

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就是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之所以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总是"反形而上学",并非是人们的形上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将形而上学视为单纯的"一维性",总是用一个向度来取代或遮蔽另一个向度.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     

“对的”与“好的”

什么是“对的”,和对它的证立,是道德哲学中具有争议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效用主义和道义论间的主要差异之所在。统合效用主义对于“好的就是对的”这个陈述有一套完整周延的说法。而道义论对这个问题的证立不够周延或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because" and "so"

Children's (5 years, 8 months to 8 years, 4 months) comprehension of "because" and "so" was assessed on both enactment and sentence completion tasks. The use of a within-subject design permitted performance on each task to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The pattern of results provided evidence against a componential model for the acquisition of causal connectives. This model holds that the two meaning components (cause, order) are acquired separately, with the order component being acquired several years later than the causal component. The results also were in accord with predictions derived from a contextual model of children's 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of terms expressing logical relationships. This model posit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al terms is initially context dependent, such that children can understand relational terms when they express familiar relationships, but experience difficulty in forming representations of novel relationship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linguistic input. The lexical components of because and so are understood during the context-dependent stag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ntext-dependent to context-independent understanding does not reflect further lexical development, but rather increasing facility in dealing with decontextualized linguistic input.     

Comparison of two theories of "ratio" and "difference" judgmen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ypothesis that judges compare stimuli by ratio and subtractive operations when instructed to judge" "ratios" and "differences." Rule and Curtis hold that magnitude estimations are a power function of subjective values, with an exponent between 1.1 and 2.1. Accordingly, the two-operation model tested assumes magnitude estimations of "ratios" are a comparable power function of subjective ratios. In contrast, Birnbaum and Veit theorize that judges compare two stimuli by subraction for both "ratio" and "difference" instructions and that magnitude estimations of "ratios" are approximately an exponential function of subjective differences. Three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theory of one operation with the two-operation theory for the data of nin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trongly favor the theory that observers use the same operation for both instru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