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准备期英国社会精神观念的变革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英国成功的原因何在 ?本文通过对 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分析 ,指出当时英国社会发生的精神观念的深刻变革为近代英国的成功造就了初始条件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

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描述了自然状态下个体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环节:契约的订立、共同权力的建立和统一人格的构成.霍布斯的人为国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困境.不过,理性的契约结构形成的规范义务,仍需借助共同权力,才能保障义务的有效性.建国契约,作为国家的奠基性契约,同时建立了服从的义务和保障这一义务的强制权力.为了确立这一权力的公共性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发了一套代表理论,作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但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却无法摆脱具有自然性的主权者.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仍然面临人为性与自然性的内在张力.     

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论"批判

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社会经济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正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应当关心的问题,但人们在讨论社会正义问题时多直接借用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有关思想,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那么,我们能否直接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今     

在为社会服务中建立起自身的价值

当代中国的佛教,应有怎样的社会形象?这是佛教界自身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净因法师《在为社会服务中建立起自身的价值》一文,介绍了斯里兰卡及我国香港地区佛教界的一些具体作法,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触动。     

论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

我们应反省自己。我们是口里喊着主啊!主啊!而不承行主旨的人吗?是把重担压在别人肩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下指头的人吗?我们是不是装伪作假、是耶稣所痛恨的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式的人呢?是不是只顾自己享受、心中不断和人攀比,整日只想着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从不想着穷人的人呢?——金鲁贤,2004年11月诸圣瞻礼讲道     

论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的社会意义

医患诚信是病人权利让渡契约的伦理基础;是社会伦理公平正义的基本表现;是医患经济利益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体现;医患诚信是医学职业道德的重要使命。在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论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的社会意义

医患诚信是病人权利让渡契约的伦理基础;是社会伦理公平正义的基本表现;是医患经济利益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体现;医患诚信是医学职业道德的重要使命.在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艺考热":技巧和社会服务间的平衡

艺考热是近些年高校扩招的一个方面,大规模培养艺术人才是加强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可以通过艺术类学生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改变艺术扩招带来的片面追求技巧的问题。     

CSR"品牌":以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国家形象

消费者对别国的国家形象是通过食品、艺术、旅游等多种接触渠道形成的,其中一种体验会引发并上升为整个国家形象,即“光环效应”。申言之,消费者对其他国家的形象是通过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体验间接培育的,而消费者对其他国家某种产品的正、负面体验,将直接影响对该国其它产品的相应看法,即“连带效应”。据此,本文推论,民众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光环效应”认知一个国家,进而依据“连带效应”形成对一国企业产品社会责任的总体印象。韩国在华中小型企业社会责任的不良纪录,很可能导致对韩国国家形象的负面看法。特有的集体行动逻辑阻碍了韩国在华中小型企业及时采取反应,其结果又反过来伤害其自身。     

再论中国社会的"关系"及其公共性提升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社会的"关系"与信誉(trust)、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治理(governance)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现实中,信誉、社会资本、治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在社会意义上,信誉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层面的社会信誉.社会资本是一个源于经济学的有用概念,但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治理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型调控机制,通常强调不同社会部门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为了保证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上述概念已被社会科学家们所使用.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面对一些社会问题难以发现及时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境中,"关系"对于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起着决定性但又是负面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关系"基本上依赖于个人信誉,阻碍着基于客观信息的社会信誉的形成."关系"的个人因素如此强大,致使人们不愿意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消除个人关系.其次,狭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论男女据此均可获取某种利益的个人关系网络.但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则意味着,资本的社会维度将赋予超越个人层面的社会利益.从总体上看,动用"关系"是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不是其他原因.再次,基于"关系"的中国人虽然正在逐步改进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与外国人的商务活动中仍然保持着"关系"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提出中国社会中基于关系的治理远胜于基于规则的治理的有关假设是非常自然的."关系"的未来命运理应转向公共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社会信誉、社会资本和基于规则的治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将引导中国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家户小农：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

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制度或者观念的共同体。国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社会基础决定国家的制度和观念特性。从国家的社会基础来看,中国表现出韧性特征。这种韧性在中国国家形态的长期历史演进中,表现为国家在克服困境应对危机时的适应性、稳定性和自我发展性,以及由此实现的长期延续性。中国的历史是在家户小农的社会基础上长期演化发展而来的。家户小农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立生存、自我发展的韧性。具有韧性特质的家户小农,为国家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机制,包括小规模生产的适应机制、对国家政权低度依赖所形成的自组织机制、基于血缘延续的稳定机制等。     

杜光庭的心境论初探

杜光庭(850～933)是唐末五代时期著名的“道门领袖”,他曾对道教哲学理论、思想源流、修道方法、斋醮科仪、神仙信仰等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性研究,由此而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杜光庭一生勤奋,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今天的《道藏》中就保留了他的二十多种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依据唐玄宗注疏《道德经》的“圣义”而发挥己解所成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杜光庭在该书中对心与境关系的辩证诠释,为道教倡导修道即为修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推进唐宋道教思想的理论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修道即为修心,那么,如何…     

宪政的伦理基础及其社会价值追求

宪政伦理是指宪政的正当性及其道德意蕴.宪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类个体固有的最高价值--人的尊严,宪政制度生存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它是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是人之生存所内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终极关怀是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所需要的最高关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伦理在社会雏度所具有的道德意蕴就是人的解放,而在社会中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则是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     

"八荣八耻"与社会控制

今年初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学术理论界尤其是伦理学界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刊特开辟“社会主义荣辱观”专栏,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本期约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内涵、作用机制、现实意义及如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社会福音"与边地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

1939年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进行了16年,其中涉及有大量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播事业相关的内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开展这一事业,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部,设置了若干服务区,从教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康地区的妇女工作.与此同时,边部非常注重对边地妇女的传教授道,以促进基督教福音事业在边地的发展.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曾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及福音传播工作均取得了-定成绩,在边地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限定在1949年之前.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文化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是人类商业文明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针对目前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兴起条件分析中所缺乏的伦理视阈,本文从企业性质的社会伦理学思考、经济价值中立论的逆转、环境危机的伦理诉求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分担的伦理理念,阐释了社会伦理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价值先导作用.     

试论社会关怀与恪守福音之间的张力——以当代英国基督教会为例

本文以历史上针对基督教会与社会关系的两种相反态度为依据,分析了在世俗化背景下,主张顺应或对抗世俗社会发展趋势的英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在强调社会关怀或恪守福音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它们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凸显了自由派教会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与保守派教会坚持履行宣扬上帝福音的使命和基督教传统道德理念、与国家政权机构保持距离之间的张力,并指出二者都在经历着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和变革,只是所采取的方式及其程度有所不同,它们也都为当代教会发展所必需。     

Testimony as a Social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Testimony is the mainsta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essential for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But testimony may also spread error.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es it yield knowledge in the person addressed? Must the recipient trust the attester? And does the attester have to know what is affirmed? A related question is what is required for the recipient to b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testimony. Is testimony‐based justification acquired in the same way as testimony‐based knowledg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and other questions. It offers a theory of the role of testimony in producing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a sketch of a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that supports this theory, a brief account of how trust of others can be squared with critical habits of mind, and an outline of some important standards for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in giving and receiving testi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