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庇米修斯的哲学——赫西俄德的人类起源叙事

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最早讲述了普罗米修斯挑战神王宙斯为人类盗火的神话。他还讲到,作为还击,宙斯送给厄庇米修斯一件礼物:潘多拉。一直以来,普罗米修斯的启蒙斗士形象深入人心。本文通过细致阅读和分析文本,揭示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这两个神话形象的辩证关系,领会赫西俄德隐藏于神话诗歌背后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哲学沉思,同时考察普罗米修斯形象从古至今的嬗变。     

赫西俄德的两重伦理观

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这样两部作品,反映了两重伦理观。《神谱》是一种推崇力而不考虑道德法则、规范的作品;《工作与时日》则是一部道德训诫著作,充满了世俗道德的智慧,这样的两重伦理观实际上也是人类道德困境的反映。     

唯物主义的历史（二）

伊壁鸠鲁是原始的唯物主义者之一。据说他的父亲曾经是雅典一所小学校的校长,生活窘困,后来移民到萨默斯岛。伊壁鸠鲁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42年末．抑或公元前341年初。传说他14岁那年在学校学习赫西俄德的宇宙起源学（Hesiod’s Cosmogony）,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正义的两面：道德心理学的，非形而上学的

《正义的两面》认为,作为利益交换的规则,正义是有条件的;作为道德命令,正义又是无条件的。作者慈继伟从道德心理学的进路出发,借助“相互性”和“社会化”这两个核心概念,解释看似矛盾的正义之两面如何在道德的历史变迁中实现某种程度的共存。本文认为全书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为:正义的有条件性(也即相互性)是分析的、绝对的和根源的;而正义的无条件性则是社会化的后果,是相对的和衍生的。此书不仅填补了正义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澄清了正义与“自向倾向”所具有的概念关联,对正义研究贡献颇大。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     

艾伦·伍德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及其反思

艾伦·伍德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立场，是当今学界尝试建构马克思规范性政治哲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种阐释的论证逻辑是：以对道德的特定解读为中间环节，从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这一前提推出作为描述性和依附性的法权正义之结论。在这种论证中，作为描述性的正义与还原性的道德观，在作为经验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定位，并共同指向对规范性道德及正义的否定。这种论证逻辑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伍德遵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并秉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性的人性概念为社会历史以及价值提供解释基础的主张。如果将这种论证逻辑以倒推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伍德的观点及其意图。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思伍德的结论，更在于反思伍德否定性阐释的论证逻辑之有效性。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简讯

研讨会于1988年秋在成都召开,就党政干部必备的美学修养、审美教育和美的本质与特征问题展开讨论。有人认为美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有人则认为美就存在于客体之上。或认为美的对象在同人建立审美关系之前,其美的属性只是一种潜在因素,因而不能把美和审美相提并论。有人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有人则认为“对象化”说尚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有人认为美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物”,它是人创造出来的指谓人的审美感受的符号,因此,它是一种主观游戏或约定。有提出美的根本特征是“惚恍性”。“惚恍”是指一种不实之象内含深远精灵和不可言说之意;“惚恍”之境是主体在超功利的主观态度下,通过体验达到的境界。有人认为用“惚恍”来界定“意境”美的根本特征似     

论正义与博爱的关联性:科恩和罗尔斯的意见分歧

博爱有两个层面,即"友爱之情"这一情感层面,"互相帮助和照顾弱者"这一结果层面。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不应包含"友爱之情"这一博爱情感,但包含博爱结果。对罗尔斯来讲,"友爱之情"既非社会正义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而科恩认为"友爱之情"是(差别)原则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必要条件。罗尔斯的博爱观主要体现在其正义原则之中,强调博爱结果。而科恩的博爱观蕴涵于其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共享思想之中,强调博爱情感。科恩与罗尔斯各自秉承生活经历所模塑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因而对博爱的理解不同,前者误读了后者。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公共阐释的范例:多数公认的法律正义观研究

在对解释学与法律研究的结合的可能意义的讨论中,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促进了政治-法律的批判的发展,抛开了对法律文本文学或文字关注。通过对法律的批判,也理解了普遍正义如何被多数(或"解释群体")公认的法律正义所代替的法律解释(实践)过程。在阐释公共性的视角中,法律实践就是法律解释。准此,无处不在的正义被特定的"解释群体"做出决定的法理意义上的判断所代替。对于标榜民主却又不能表现"人民意志自觉的法律"之现代社会而言,存在与本质是分裂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观点,即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使用他们的"公人"这一抽象概念或信仰的宗教来形成自己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概念。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非法权正义观——兼评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

当代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一般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实现正义的理论,这是用黑格尔的正义观来理解马克思,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格尔正义观的前提是私有制,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义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因而"正义"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法权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其实并不像布坎南所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不包含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但并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正义问题。在非法权的意义上,"符合社会性的人"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规定。     

虔敬与正义

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把他归为一个无知的宗教狂热者,也把他的伦理学思想界定为一种神意论的,即以神意为道德奠基的立场。本文则认为游叙弗伦在立场上是接近苏格拉底的。虽然他强调神意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始终围绕着"正义"来界定虔敬,这与苏格拉底的立场是一致的。     

论环境伦理学的“代内正义”的基本意蕴

倡导“代内正义”是环境伦理学用于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然而,“代内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这是环境伦理学所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以个体为出发点或仅仅局限于族类存亡意义上的正义观都不应当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代内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而“全球性正义”或许正是环境伦理学的“代内正义”最为恰当的表现形式。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