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休谟的正义规则论

休谟的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对于休谟的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就呈现出强劲的势头,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危机的日益加剧,对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梳理与解释在今日的欧美学术界正在日趋深入。本文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一个章节,该文集中探讨了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尤其是核心的财产权理论。休谟在18世纪提出了正义规则理论,他对于财产的本质、稳定占有的方式、心理发生的机制,以及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作为法律规则的人为正义的特性等方面的看法,不但开辟了有关财产权理论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刊发表该文意在引起学界对于休谟乃至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关注。     

论休谟对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改造和发展

为了有效驳斥以霍布斯为首的狭义人性自私论，以及通过任何外部原则建构道德哲学的理论学说，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哈奇森在莎夫茨伯利的基础上完成了道德感理论的系统化工作，建构了普遍的仁爱观。然而，哈奇森没能很好地解决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有效克服情感的主观性，这导致道德感理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为此，休谟在情感框架内部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休谟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对于道德感理论发展历程的理解是极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休谟工作的整体进路作出详细考察和深入剖析，并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客观评价。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情感正义观

在近代英国乃至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弗兰西斯·哈奇森第一次提出了以情感为核心的正义观。自然情感被视为正义的基点,情感秩序被视为正义的目标,为了确保正义得以实现,纯粹情感被视为有效保障。作为苏格兰启蒙学派领军人物,哈奇森情感正义观实现了人类情感的世俗化转向,不仅给斯密、休谟等人的正义观奠定了理论框架,而且给17—18世纪剧烈变革的英国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美德、文雅与荣誉——18世纪英国的伦理话语辨析

"美德""文雅"与"荣誉"是18世纪英国三种重要的伦理话语,它们在18世纪英国的同时存在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论争,部分反映了当时的英国作家们对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冲击所做出的回应,但即便最热切的现代社会的辩护者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拥抱一个完全由利益所支配的世界,相反,他们试图寻找与这个时代更契合的伦理原则。文雅话语的兴起,既反映了强调禁欲、献身和自我克制的传统美德观念在这一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也表明了人们关切的重心已由政治和宗教生活转向了日常的社会交往,文雅成为规范人际交往的新的社会风尚。而围绕荣誉所展开的持续论争并没有使利益战胜荣誉,相反,无论荣誉原则的批判者还是辩护者都仍然肯定荣誉作为人之高尚行为的动力。休谟和斯密通过重塑美德概念来消弭美德与文雅、荣誉之间的紧张,但他们的这种重塑事实上使美德完全建立在文雅和荣誉的基础之上。     

威廉·科贝特与19世纪初英国激进运动

威廉·科贝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激进思想以传统主义和宪政主义为核心,主张通过温和政治改良变革"腐败的旧制度",引导劳工大众放弃地下密谋支持激进主义,从而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发展和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现。科贝特在19世纪英国的激进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转型时期社会弊端的批判为近代英国政治社会改革和成功逾越转型期陷阱做出了重要贡献。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原始含义及其现代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前人的解读中,某些违背了休谟提出问题的本意.特别是那种简单地把"是"与"应当"的问题理解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并推测休谟反对由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休谟的原意.因此,还原休谟提出问题时的本意和当时的情景,尽可能地接近休谟问题的原始含义,是解决休谟问题必须要做的工作.同时,对休谟问题的目的、实践理性推理等的新理解,也有助于推进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休谟对洛克观念论的批判及其政治意蕴

<正>本文试图从休谟对洛克观念论的批判入手,分析休谟的认识论研究如何逻辑性地预示了他的政治立场,又如何表现出他与洛克等人在伦理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

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对知识和理念问题所提出的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学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再到社会研究的释义唯心主义同宣布哲学终结的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分歧点,这一历史的转变过程,同20世纪说英语国家的文化、分析哲学活动和科学哲学的某些主要哲学思潮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分析哲学活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罗素和穆尔对英国黑格尔主义的抨击以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罗素融合了两种思潮:沿着休谟、边沁和穆勒而延续下来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因弗雷格而复兴的19世纪的形式逻辑。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是经验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把它加以发展,使经验上的可证实性成为意义的标准。维特根斯坦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逻辑学和逻辑哲学的学说。根据这一学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吗?——对“新休谟争论”的一个评论

休谟的因果性理论历来是休谟研究的焦点之一.近些年,英美学界在研究这一理论时,出现了“新休谟争论”.争论一方认为,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另一方则对这种实在论观点提出了反驳.分析和研究“新休谟争论”,不仅使我们了解国际学界休谟研究的最新动向,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休谟的因果性理论.     

休谟哲学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休谟哲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大多数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评价休谟的怀疑论及其社会意义,普遍忽视了从休谟本来的意义上考察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观念联想理论,因而也就忽视了这个理论对现代资产阶级经验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的重大影响。对休谟的观念联想理论现在还存有某些误解,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观念联想理论在休谟哲学中的地位认识不足,以为只是为了论证因果性理论才提出来的;第二,误以为休谟是在解决了本体论问题,即确定了对外部世界本体存在的不可知论以后,才依据这种     

德性政治:罗马政治文化的观念构造

"德性"是罗马共和时期和帝国早期日常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也是拉丁史纂与文学的重大主题、罗马国民认同与国民教育的核心概念,以它为中心的一系列概念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伦理观念和政治价值体系.相比于其他对罗马政治文化的概括,"德性政治"这一范畴能够更好地揭示罗马共和国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借以对内宣示特权、罗马国家借以对外宣示霸权的意识形态及其心理—动力机制与社会—政治供给机制,它也是理解罗马历史上贵族竞争与贵族展示的锁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与它以之为原型的罗马德性政治在许多重要方面构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比凸显了罗马德性政治的独特性.     

道德能力与情感的首要性

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能力"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认知、推理和判断为核心特征的理性能力,是理性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受罗尔斯等康德主义者的影响,这种理解在当代英美道德-政治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也似乎能够获得经验证据的证明。然而,最近的一些经验科学证据表明,支持理性主义理解的经验证据是存在问题的,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解因而也值得质疑。通过分析新证据,重新理解"道德能力"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情感能力在人类"道德能力"构成中所占据的地位。     

浅析西方关于休谟哲学的三种观点

休谟哲学产生后的200多年来,西方哲学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中有三种最有影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由休谟同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黎德和后来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提出来的。1764年黎德发表了《根据常识原则来探究人类心灵》一书。这本书是专门反对休谟的,是从哲学上对《人性论》作出认真考察的第一部理论著作。黎德认为,休谟哲学的实质是怀疑主义,是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着重指出,休谟的怀疑论的根源是洛     

Motive与Motivation:从休谟的动机论到动机论的休谟主义

motive和motivation都可以表示动机,但motive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动的要素,因而一切能够导致行动过程发生的东西都属于行动的动机;而motivation意义上的动机则被理解为行动者被激发起来而行动的心理状态。近代道德哲学主要在motive的意义上讨论动机,比如休谟和康德。而当代道德心理学则将主题转向了motivation,强调从更可感觉到的(palpable)、更强心灵的(tough-minded)意义上来理解动机,从而更专注于心理状态的部分。从motive到motivation,伦理学通过道德心理学进路的明朗获得了推进,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也由一般意义上的动力要素分析逐渐转向了对心理状态的澄清,而这恰好是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对休谟动机理论推进的核心进路,这一进路的三大理论关键分别来自休谟、威廉斯和史密斯。对动机论的休谟主义理论发展过程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探究动机的本质,进而更深入地理解道德本身。     

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试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对郊区化的影响

英国中产阶级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家庭理想,而这种理想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家庭和工作的分离、隐私观念和情感联系的加强以及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它们共同构成城市郊区化的强大动因,从而推动着英国中产阶级向郊区的迁移.     

从“破坏”到“建设”——西方学术界对休谟政治哲学“印象”的转变

近年来,休谟政治哲学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成为热点。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之外,也受到西方学术界关于休谟政治哲学研究强劲复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学术界一般将休谟看成是一个契约论的著名破坏者,认为其破坏有余,建设不足。[1]但此后,在一系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