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人权路径

全球卫生挑战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传染病的持久危害到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患日益增长的威胁,全球卫生治理已逐渐扩展到人权、减灾、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治理。全球卫生伦理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要素,指向了所有全球卫生行动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人权是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力工具。梳理了全球卫生伦理的概念和发展、总结了健康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工具,并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了人权参与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演进路径,以期为加深理解人权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规划和实践提供参考。

     

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全球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已成为必然.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治理时代,也就进入了一个多价值观共存的时期,作为主流价值的我国政府价值观将与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及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的价值观长期共存.然而中西方的价值观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价值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政府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求同存异,在顾全大局中求共同发展,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公共问题.确立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实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观互动,是消解全球治理价值冲突的两个重要手段.     

欧美基督教组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三个路径

减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欧美基督教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利用其精神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塑造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和紧迫性（公众路径）;影响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战略规划及资金配置,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企业路径）;影响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推动气候治理（政府路径）。基督教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商业组织与国际法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治理"议题,其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包括商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性和国家利益唯一性的主张受到挑战。全球治理关注国际社会利益,而商业组织对国际社会利益的推动和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事实表明,其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密切相关;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商业组织成为国际规则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为此,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应建立商业组织与国际法良性互动的机制,在充分发挥商业组织对国际法推动作用的同时,完善其社会责任的国际法规制。     

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正>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和文化领域推进,并聚焦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下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成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任务。1. 中国文化软实力 "何为"? 文化软实力指与经济、军事等 "硬实力"相对的国家实力形     

关于全球伦理的哲学审思

全球化过程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过程是资本主义利用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来实现自己发展的过程,此过程的社会实质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伦理全球化。然而,诸如反全球化浪潮之美的国际现象和国际事件表明,原来作为全球化之推动力量的资本主义,如今正在走向其反面,愈来愈成为全球化的阻碍力量了;而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更其表明资本主义再也不能按其固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了。因此,客观上要求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伦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人理性和科学理性。适应解决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需要,一种新伦理——生态伦理正在形成之中,它有望最终演变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伦理的全球伦理。     

宗教与全球发展:一种对话路径

宗教与全球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个标志在于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的提出及世界宗教和精神领袖千禧年和平高峰会议。其中,由前世界银行行长及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发起的世界信仰发展对话,即为推动类似目标的一个重要机构。发展的目的在于人。贫困不仅包括物质的层面,也包括精神的层面。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伦理和价值的支撑。文化应该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参与并影响全球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宗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加强,文化和精神的维度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中国模式也将对世界论坛的讨论产生一定影响。     

全球学与当代俄国哲学问题研究

20世纪60年代,具有全球规模和意义的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当时在欧洲和美国都成立了针对全球问题以及人类未来的研究机构。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术界也开始研究全球问题。最早关注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研究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有关“病毒主权”的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病毒共享机制在其实践中造成了有利于西方大国而危害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从而导致了“病毒主权”困境,通过梳理病毒共享的发展与现状,着重从国家利益、现有机制和集体行动力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的成因,并相应提出破除该困境的三个改革方向,以期为更好地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依据。

     

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去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链重构：全球资源编排与本地孵化战略

现阶段我国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不仅是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型升级,更是从“网络参与者”到全球价值链“新链主”的结构性重塑。与当前国际环境去全球化和全球中断的特征,以及中国企业面对的独特挑战相比,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研究略显不足。本文从企业层面探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战略选择,经过对经典国际化理论的反思和梳理,认为关心其他行动者与动态环境观相结合的视角提供了更契合当前国际化现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悖论思维的全球资源编排与本地孵化综合战略理论框架。     

类伦理与生态问题的国际治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人类的全球意识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了"类时代"。在类时代的背景下,与生态危机相关的种种问题日益突现,生态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难题和伦理困境。因此,需要从人的"类存在"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类伦理"的高度来关照生态问题,从国际治理的层面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全球化时代各国现代化中同质和异质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中国法制现代化也不例外.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直接关系着现代化的成败.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而不同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认识宗教属性、处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中形成和确立的宗教治理制度体系,包括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制度、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治理制度、宗教组织自身的管理制度。长期以来,作为党和国家规范宗教关系、进行宗教治理的主要依据,其显著优势主要体现为:党对宗教工作之领导优势,宗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之主动优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宗教界的主动适应之互动优势;其发展完善主要聚焦在:强化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健全积极作用发挥机制,推进宗教组织内部建设;其现代化转型主要落脚于:宗教与现代化具有兼容性,宗教治理制度与宗教治理效果具有统一性,宗教治理与社会治理具有一致性。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完美治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

在建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之后,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已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要继续改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必要将完美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完美治理不仅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丰富多彩的当代基础;它强调所有社会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和持续不断的创新、改进来追求治理的永无止境的动态完美。提出完美治理,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伟大进程的需要,是持续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理论化当下治理实践并更好地指导实践的需要。推行完美治理,必须建立完美文化、完美信念、完美目标,必须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必须实现道器的完美统一,必须实行精式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无限可能的治理和永恒创新的治理,必须建立完美制度。只有彻底为完美正名,切实推行完美治理,我们才能真正向建设完美国家和完美社会的完美目标不断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