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新宪制秩序与中央——特区关系

"一国两制"是一种新型宪政制度,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确立"一国两制"的立法原意,"一国两制"是个制度整体,其出发点就是"和而不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透过行使立法权和决定权一直在行使着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也是适格的香港政改决策者。在基本法框架下,中央和特区相互负有着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香港基本法乃治港根本大法,"依法治港"是特区管治实践的根本经验,应回归基本法以巩固宪制秩序。     

“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政治现象学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实践

政治现象学把政治看作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这对理解公民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从政治现象学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意味着通过协商民主的教育生活,培养具有参与、享受和推进社会民主能力及品德的现代公民.     

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     

香港与内地教会关系展望

香港与内地教会关系展望□曹敏敬●自今年７月１日以后，中国政府已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摆脱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来英国殖民地的色彩，进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纪元。香港人不但可以创造未来特区的历史，更可自己撰写未来的历史...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紧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逻辑,它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紧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是一种融合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学理上回应了民主与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问题。     

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取得实效 ,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12亿多人口 ,9亿在农村 ,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 :没有农村的民主化 ,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化。实行村民自治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 ,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社会主义民主真实性和广泛性的本质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管理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论香港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香港民粹主义是香港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之一,其表现形式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如市民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内地人和本地经济精英的非理性反对,以及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等;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精英政治策略,如反对派对敏感议题的炒作、对反对运动的操纵和对"工具性公投"的利用等。香港民粹主义既是反对派骑动的结果,也是香港现阶段结构性矛盾的产物,对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及繁荣稳定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必须有效地推介基本法

基本法是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经过4年多的时间起草及咨询,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地通过及正式颁布。基本法内阐明九七年后香港的政治、法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事业等各方面。为此要使香港能够平稳过渡,继续繁荣稳定,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谈香港问题 用语要准确

随着"九七"香港回归日益临近,老同志谈论香港问题,屡见于街头巷尾。在谈论中常听到一些不规范,甚至有错误之处,应引起注意。1．不能称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可说"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2．不能称中国对香港"收回主权"、"主权回归"及"主权交接",应称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收回香港"及"政权交接"。3．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使用称谓时,香港不能和中国并列,不能使用"中港两地",可称"京港两地"、"沪港两地"。4．相对香港,不能把内地称为"国内";在香港与一些国名并列时,应称"国家和地区"…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定调"、协商时实行"三不主义"、协商后"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进,充分展现了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和效能。在理念上,人民民主体现了"做事能力"的原初民主意涵;在意图上,人民民主着重于限制"利益博弈"的良性治理思路;在效能上,人民民主有益于推行"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方式,其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这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正确方向的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