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的致思之路——管窥樊浩教授之《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

樊浩教授基于"现实的伦理"和"伦理的现实"之双重动机,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性建构"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历史地还原性建构中国古代伦理精神基础上,求证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的三维认知路向,并构建以心理学探本、形而上学辩证和决疑论解决为基本构成的"价值生态"方法,然后以此来解决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中的决疑论问题,完成对中国传统伦理及精神的逻辑还原,以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也为其打开一种认知视野并开辟出一种认知路径。     

儒家传统“节”德的价值向度论析

从儒家伦理的视野检审,"节"是以价值及道德为样态的观念性存在,同时是以主体的行为为依据的道德实践。儒家"节"德的价值依"道""义"而生,主体的价值生成、超越境遇的价值彰显、跨越境界的价值建构等多维向度,可视为由传统价值观念衍生、拓展、凝练而成的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共同体。"节"德的价值是主体对于传统道德修为、践履、形塑的伦理表征,以此回应谁支撑这一价值的生成,如何彰显这一价值,以及建构这一价值有何独特方式等问题。其探究旨在以价值哲学的视野对"节"德及其转化、建设作本源意义的反思。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时间先构与逻辑先构——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建构方式比较

时间先构与逻辑先构是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不同建构方法,其形成既深受中西两大文明不同路径所预制,又承继中西文化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两种建构方法的比较是我们了解中西伦理何以不同的重要路径:体现儒家与基督教伦理原则的建立是实存为先还是价值为重的不同;构成了儒家与基督教伦理对伦理学中心问题两个不同向度的思考与发展;决定着儒家与基督教伦理人之本与神之本的本质差异。     

儒家的孝伦理:形成与功用

“孝”的观念并非儒家自创,追溯其历史溯源,可发现早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孝观念的萌芽.孔子和其后继者在继承前人孝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孝伦理的内容、拓展孝伦理的作用,从而建立了儒家孝伦理的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伦理政治秩序.随着历史的演进,孝伦理的内涵几经变化,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功用,对此我们应辩证分析、合理定位.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生"之理念及其实现——儒家道德哲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儒家道德哲学以"生"为主线演绎了其内在逻辑:首先由人对天之生德的觉识确立天道,使天道成为人道的根据和法则;再以仁德配天之生德,此乃人道;最后实现从人道到天道的超越,达到天人合德,即合外内之道。     

德位关系的道德意涵——马一浮《孝经大义》中的“五孝”思想及当代价值

"五孝"为《孝经》中的五章,本指庶人至天子五种不同等级的行孝方式。马一浮《孝经大义》将"五孝"这一政治性较强的内容转化为伦理性的解释。以儒家的德位合一理想为前提,通过"爵名皆为德名"的论述,将"五孝"的政治意涵置换为道德意涵。又借助佛教的俗谛、真谛之说消解了困扰历代儒者的有德者无位这一伦理问题,通过分析正报、依报的不同,指明内向的道德修养方式。用道德意涵统摄政治意涵,以伦理德性的提升为目的,成为马一浮《孝经》解释的基本方向。道德语境中的"五孝"为儒者修身进德提供了经典依据,并体现了《孝经》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     

秩序的伦理维度——试论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内在逻辑理路

关于秩序的思考是贯穿于先秦儒家治世之道中的一条内在逻辑理路.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到等级秩序的破坏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秩序构建是治世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以秩序建构为逻辑起点,儒家设计了其治世之道.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关于秩序的思考既是其逻辑起点,又是其最终的价值归依.人伦关系协调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人"还是"伦"的思考,秩序构建始终是贯穿于儒家人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探析

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伦理问题,既有老问题的翻新,也有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相互交错、叠加,已成为社会伦理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儒家伦理思想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儒家伦理思想包含道德伦理、角色伦理、生态伦理等内容,其中的"五伦"、"天人合一"等思想观点对于完善当代社会伦理理论、解决当代社会伦理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合理运用儒家的伦理思想内容,完善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将个人道德的考量纳入社会评价标准,发挥有德君子的示范引领作用,并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去,是对治当代社会伦理问题的有效路径。     

蕅益大师的孝戒思想

一、孝戒思想的渊源"孝"是儒家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孝经》中说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1])儒家认为,"孝"是最高尚的道德和最重要的道理,它可以使社会和谐,人民之间没有怨念和矛盾产生。     

孝文化的历史回眸与当代建构

文化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扬弃。传统孝文化作为中华传统伦理的基本精神,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对孝文化进行历史的回眸,挖掘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价值,以当代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对其进行重塑,建构当代孝文化,必将会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伦理基础。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伦理机理与路径

国家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实到现实中去,其实现的伦理机理与路径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为师者从立德、立言、立教的"三立"实现,以完成教师最高层次价值建构,从"道""理""体"的视阈进行价值铺设,教师是先行者;为学者以达德、达言、达行的"三达"实现,以完成学生层次价值建构,从"道""器""用"的视阈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学生是学习者;学生成为社会人,为人者以修善、修智、修身的"三修"实现,以完成人才层次价值建构,从"性""智""和"的视阈进行价值引导,人本身是道德和理论的拥有者;国家和社会承担立德树人的条件保障职责,以树制、树伦、树心的"三树"实现,以完成现实层次价值建构,从"事""势""美"的视阈进行行为引导,国家和社会本身是伦理和制度的推行者。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儒家真的主张家庭伦理的外推吗?

儒家主张将家庭伦理外推于社会领域之中,这似乎早已成为定见。但事实上,这里存在着对儒家义理的误解。误解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对原始儒学中的家庭伦理观念、社会伦理观念以及作为两者共同基础的元伦理观念作出区分。若对三者作出明确的区分,就会发现,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的外推,并不是孝、悌等家庭伦理观念本身的外推,而是在家庭伦理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作为孝、悌等观念之构成基础的爱、敬、信、义等元伦理观念的外推。这些元伦理观念是既适用于家庭关系,也适用于社会关系的。因此对它们的外推不仅不会妨害、反而有助于推进儒家公共伦理观念的建构与开展。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