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商才

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名言,即源自他的著作《日知录》。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先生提炼概括,从此脍炙人口。但顾炎武为世人所不知的是,他与传统的文人不同,他还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且能力颇强的经营大才。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重农轻商,商人即使拥有大量财富也没有社会地位,为人所鄙薄,明代即有商人不得穿绸缎的律条。文     

顾炎武的明道经世之学发微

明清易代之际,经世之学逐渐兴起。当反清复明的希望逐渐破灭之时,顾炎武还能矢志以求的,就是返归儒家经典与以经世致用为方向重建道统。通过实地考察与大量研读经史方志之后,顾炎武开创了经世实学。顾炎武认为,通经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倡导君子为学以明道救世。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治音韵学,为的是以音通经和以音明史,然后经史并重,以修己和治人救世,因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被赞颂为"通儒",其学问被称颂为"通儒之学"。     

“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近年来,"天下"的概念虽没有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时被学术界所论及。将"天下"乃至"新天下主义"视为一种可能的中国式的"世界制度",难免会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过于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天下"的内涵在秦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是有重大区别的。在秦统一之前,"天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一种文化纽带关系,很少有政治的意蕴。即便是在秦统一以后,"天下"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但也并非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单位,而是"大一统"的"中国"体系的基本规训工具和权力合法性基础,是皇权与儒家思想体系结合起来的区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尺。然而,"天下"的政治意蕴仍然体现在"国天下"中,而并非是一种世界意义的秩序。把"天下"作为一种"世界尺度"或者说"世界秩序",那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象。     

略论顾炎武的“仁义”观——以《日知录》“正始”条为中心

顾炎武的"仁义"观与孔、孟、程、朱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针砭时弊的鲜明时代特色。他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论断,是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表述。其本意,一是强调普天下全体民众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二是明确提出人心是国家命运之根本,而仁义道德则是维系人心之命脉。顾炎武对"仁义"概念的阐发极为平实,处处关合改良人心的主旨,反复强调"仁义"之道人人力所能及,深刻揭示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所在,在其时其世具有进步意义。     

“组合研修”助推青年教师高效发展

"组合研修"是指将青年教师根据"跨层、跨段、跨科"等因素,按照人数控制原则组成互助小组,在"教学临床专家"引领和同伴互助下开展教学行动研究,实现全体青年教师可持续地共同发展。组合研修构建了以教学临床专家为引领,骨干教师为先锋,普通教师为主体的研修培训模式。"达天下之治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没有教师就没有学校教育。教师是实现学生和学校发展的根本。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一、对陆王心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     

引史证经:杨万里的易学历史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

审视中国哲学研究,不难发现,对韩康伯周易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其道德思想的分析更是难觅.本文从道德基础、道德教化和修养等方面,对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实践的操作上,既强调"因"、"随"等因循行为对个体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显示了对个体特性的尊重;又推崇"情以感物",体现着发挥个体积极主动性的不可或缺性,而这一思想倾向与玄学的价值方向是一致的.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

本文在考察、研究“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来龙去脉的基础上 ,提出这一至理名言“是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麦孟华对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一语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炼”。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隆礼重法与秦汉的国家治理初探

礼治与法治是古代中国常被人对比的两种治国方法,然而追溯其源,礼治与法治在最初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造成后世以变法为变礼为法的关键,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后人说商鞅"改法为律",其主要原因当是商鞅将刑罚转换为军律,或者说以军律统属赏罚。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强大,荀子入秦参观,称赞秦国风俗几乎"治之至",但认为因无儒,故不可王天下。然而当时人多认为儒术无助于治国。这是因为以军律统治国家,使老百姓被军队化,礼义廉耻围绕农战而展开,传统意义上的仁义道德没有了可以实行的基础。汉承秦制,儒生批评秦法的残暴,有些夸大,但后来儒术成为了统治思想,阳儒阴法成为了后世主流的统治法。     

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刘宗周对《大学》的解释中,"格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文本与哲学立场两方面来梳理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在文本层面上,受王艮的影响,刘宗周通过万物一体的思想将"格物"与"物有本末"贯通起来,认为"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通过本末之辨,将格物限制在"修身"的范围内,反对泛求物理。在哲学层面,刘宗周将"格物"之物解释为"良知之真条理"、至善、独体、意根、"无物之物",认为"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完全将"物"内化。同时,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偏内遗外"倾向,刘宗周通过"理一分殊"、"体用一原"的方式,阐明了内在的道德本体(物)与外在的道德活动(身、家、国、天下)的关系。     

论鹆冠子的教育思想

鹃冠子有关教育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关于人性论他认为古今人性相同,趋利求安。关于政治教育,他认为明君主应不断提高精神修养,以神化天下。关于伦理教育,他主张官员推行教化,百姓提高道德修养。关于军事教育,他要求明君平素训练军队。关于知识教育,他提出九道说。这些看法在先秦教育思想史上很独特。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有天下”:北宋儒者的理解

北宋儒者通过赋予"中国"以完全的价值意义,界定了"天下"的价值意义,同时取消了二者的地域空间意义,从而将北宋"有天下"的问题转化为北宋是否能治理好天下的问题。二程关于"王道"、"道统"的阐述,将问题重新转化为北宋皇帝是否"有天德",是否可以行"王道"的问题。北宋"有天下"的问题最终得以在北宋士林中解决。后代关于正统的看法也基本延续了将"治统"系于"道统"的思路。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内容简介

<正>本辑设"教化与治道"专题,这是古代儒家倡导力行的经典命题,也是当代儒学复兴不可偏废的着力点。专题由7篇文章组成,分别涉及家族教化、礼法教化、国民教化、文化信仰、少年教化和政治教化、天下教化等内容,反过来,也有着驯化权力、教化国家的蕴     

《易经》和平思想的价值内涵——探索中国和平思想的渊源

"和平"乃易学的关键词,"天下和平"乃易学价值观的基本命题.此论题先贤时彦少有讨论,略抉其旨:原始易学的思维模式基于对天地万物及人自身的观察,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表义符号与释义系统,即卦象、卦图与卦爻辞.易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建"文明",作为"立言"宗旨."言"不空立,托诸先王、先哲功业德行而立.文明的创造,先哲谓之"立德"、"立功"."立功"、"立德"赖"立言"而传之久远.反观往史,前世之实用惯例,行之有效,每为后世之典礼.道德价值之构建似乎是这样的:人类行为由质朴不驯而驯服,而有习惯;习惯法的确立已然开辟文明之境.由此而进:由习惯驯服而成风俗伦常,由风俗伦常之反思而有道德价值的自觉.文明成果之推行天下,全赖和平以传.古往今来,战火频起,毁坏多少文明成就.先哲有察,确立"天下和平"的命题,再三致意,易学微言大义系焉.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