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规划

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论社会治理中的知识

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信息碎片化的美术通识教育改革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学习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面临着学习内容碎片化、学习时间碎片化、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中美术通识教育面临着许多崭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对于优化美术通识课程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价值取向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应从信息碎片化开展美术通识教育,优化美术通识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美术通识教育能力,建构美术通识课程的学习体系。     

也谈社会公共伦理——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

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赵景来近年来,发展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我国哲学界也从哲学高度,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出发,开展了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的研究。一、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现代化本质上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只有以哲学统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具体学科的成果,才可能提供这种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关于这种理论的内涵及其建构方法,有以下不同观点。有的论者提出,要建构中国的宏观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必须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立足点,既要考虑构成中国现代化进展当务之急的制约性环节,又要放眼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的和长远的发展前景。具体说来,可以分两个步骤来建构：１．建立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供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哲学理论,以解决人的现代化这一关键环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问题;２．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人类学体系,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性理论。另有论者认为,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立足点,应是通过社会学的调查,整理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面临的矛盾和冲突,然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升华出理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政治伦理文化与社会治理

任何一种社会运行的模式都受到所处政治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又刻画、改变着政治文化。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内涵,就必须细致考察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社会治理中角色定位的重要标志,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设定,引导着社会治理参与,牵引着人们治理参与的行为选择,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有助于改变政治权威文化,有益于公民文化的构建,有利于凝练新型民主文化。把握社会治理机遇,发展政治文化的要点在于以社会治理为抓手引领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以社会治理为切入点建构现代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以社会治理为平台拓展政治文化的现代视野。     

对马克思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的一个考察

"总体性"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剖析、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总体性原则始终处于在场的地位,并在根本上规定着马克思变革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态度。卢卡奇首次提出并建构了相对完整的总体性理论,揭示出造成这一趋势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批判了现代社会中思维理论的非总体性趋势。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具有批判与超越的革命品格,凸显了社会批判理论穿越现象迷雾剖析内在本质的巨大张力。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现代城市建设中的环境艺术发展前景与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意识领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设计领域,我们发现在新的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其中环境艺术设计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多地去追求设计的个性化,更多地突出个性化的风格和内容,极大地丰富了环境艺术设计的形式和内容。     

中国新医改的新时代与国家医疗保障局面临的新挑战

医疗保障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医改进入新时代,需求侧改革将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将走向去行政化。医保局面临三项重大挑战:第一,建立医保公共预算制度,通过筹资体制、给付结构、经办模式的重构,将既有的碎片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为以省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第二,推动医保支付改革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从而加快重构医疗供给侧的激励结构,让医疗机构有更高的积极性为参保者提供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第三,推动医药价格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医保局的建立及其在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所推动的改革,是医疗事业公共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将在医疗领域中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     

经济全球化与高校德育建设

中国加入ＷＴＯ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 ,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向的相应变化。面对经济生活多样化带来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挑战 ,必将要求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和适应。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一面是经济一体化加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一面是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 ,伦理道德多元化差异需要相融和整合。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 ,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法律规范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 ,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调整各种关系是当务之急。高校是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心 ,高素质…     

信息空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行政组织与其他行动主体在信息沟通、交换的基础上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传统的治理模式下,行政组织依靠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维持着社会运行。然而信息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信息的传统运行渠道和方向,封闭-控制的治理模式已经凸显不适,我们亟需通过增强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以适应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将治理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力图在信息思维的全新范式下需求治理路径变革。"信息空间"是英国学者Max H.Boisot提出的用于研究信息生产和信息交换的动态理论,通过分析和考察信息空间中数据流动的动力机制,我们能有有效解释法规制度的形成与治理模式的演变,从而为信息社会的治理变革提供有效借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化格局——基于资本逻辑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总体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支配性力量。资本为实现其价值增殖的本质,通过空间的扩张(即全球化进程)和领域的渗透(即市场化推进)确立自身。因资本构成、运营主体及约束机制的不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式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应帮助企业超越资本逻辑的宰制,针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化现状,依据经济、社会、文化三元生态模式进行建构。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设计分析

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城市景观结构和建构理论也发生了改变。文章主要阐释了城市景观设计的变革与后工业时代的关系,并探讨了城市化进程对工业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文化重建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的、复杂的社会进程。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现代化史表明,文化的重建在我国这样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要流派正从对立斗争走向对话与融合,这种演化趋势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塑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也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     

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社会治理中人际标识的伦理解读:身份、角色与行动

审视社会治理,人际标识主要包括身份、角色与行动。历史地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纲常伦理精神为指导,人际标识主要是等级身份。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存在境况由"神人同在"转变为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契约伦理成为工业社会典型化的伦理精神。等级身份分化为身份与角色两种因素,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呈现为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组织化的角色扮演。在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存在境况不再是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而是人的共生共在,一种新的合作伦理将取代契约伦理为社会治理的合作行动提供道德支撑。合作行动成为主要的人际标识,在具体治理场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合作行动体系中自觉的行动者,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来定义自己并证明自己的角色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