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都严重地误解了这一基础,并使之局限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为了从这种粗疏混乱中摆脱出来,有必要思及马克思在同一方向上(亦即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上)有决定性开展的"同时代人",而这样的同时代人将特别包括海德格尔。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在于"意识"的存在特性,这种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从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我思"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是以意识的内在性(Immanenz)来作为基本建制的。因此,对于意识或一般主体之内在性所持的本体论立场,便成为决定某种哲学是否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尺度。在这一主题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积极"对话",将开启出一个从根本上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视域,而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只有通过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到真正深入的阐明。     

论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现代民主应该具有双重面相,即"论辩"与"共识"。"论辩"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描述和刻画的"参与"和"反对",表现为竞争者可以在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政府当局等层面展开争论;"共识"指的是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党)在竞争中必须坚决地持守对民族国家、民主体制和选举程序的认同,它是支撑"论辩"有效运作的前置性规则。"共识"的稳定性决定了民主政治整体的稳定性,这既取决于竞争主体(政党)的自愿认同,更需要运用强制的手段对之加以维护和保障。总之现代民主政治既需"论辩"的显性"争吵",更应有"共识"的隐性"和声"。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重新辨析和评价中国文化的民本思想,其要有五点:一、崇尚道德、以民为本是儒家文化的"常道",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二、在儒家文化中"天民一致",在民意之上并无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三、"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儒家文化中民本主义高于王权主义。四、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本并非近现代意义的民主。五、从民本走向民主,符合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逻辑,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应是"以民本和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剖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贵州省“民主社会主义问题”讨论会综述

1991年10月11—12日,由贵州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了贵阳地区部份社科理论工作者,召开了“民主社会主义问题”讨论会,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实质与危害,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以及我们反“和平演变”的对策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择要综述如下: 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和泛滥的根源 有的同志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从思想渊源上可追溯到19世纪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本世纪中叶,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蒂在1943年出版的《当代社会革命》一书,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集权主义”的对立物提出,即所谓既反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1951年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则进一步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面旗帜与科学社会主义     

链接权力关系——马库思·米尔森与尚塔尔·墨菲的对话

2006年12月,伦敦的建筑师、作家马库思·米尔森拜访了政治理论家、政治理论教授尚塔尔·墨菲.在威斯敏斯特的一系列谈话中,他运用他最近的研究--"作为一种替代的空间实践形式(spatial practice)的冲突性与非共识性参与"--作为他的出发点,询问墨菲关于民主生活以及她对她所谓的"矛盾性共识"的理解.     

托克维尔和密尔对民主难题的破解及其伦理价值

在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民主总体上令人满意,但民主的良性运转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民主对人性、人类幸福就会造成极端可怕的后果:公德的缺乏、"集体的平庸"和"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和密尔孜孜寻求民主化时代难题的破解之道——在自由的制度和环境中实现人的品格尤其是高尚品格的培养,这既为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启发与借鉴,又为理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     

民主与现代社会的经验:勒弗的特殊民主理论探析

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是当代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其民主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在国内却鲜有介绍。本文通过分析勒弗思想中民主与现代社会的经验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勒弗那里,与民主相对的是极权主义,而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在他看来,只有在现代性展开之后才出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民主问题,但现代社会可能会导向极权主义社会,也可能会导向民主社会。勒弗的民主理论既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但又在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既在表面上属于多元民主论的范畴,又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勒弗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共同体内部良性冲突的强调使他的民主理论带有许多"激进"的色彩。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论家庭伦理的现代形态及其逻辑结构

家庭在从传统到现代以及现代社会的秩序重建中扮演了重要的伦理角色。这种形态上的转变以及逻辑上的发展演化,可以归纳为两个"双螺旋"的独特结构。其一,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家庭伦理既有作为自然伦理形态面临解体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作为现代社会客观伦理开端的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在二者的相互交织之中获得现代发展。其二,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家庭作为重建的中枢,一方面,面对民主多元化的现实不断调整家庭伦理关系趋向公平民主;另一方面,在新型家庭关系中培育的新公民在走向社会时也实现了对社会伦理的再造。因而,家庭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起始点与重建的枢机。     

对民主之恨

从柏拉图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诸多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在该著中简述了民主观念史。在此基础上,朗西埃为我们指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不同于政治,它不是一种制度类型,也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那些既无权统治也无权服从的人们所特有的权力,其目的在于支持善的统治。民主通过全面打击一切建立在精英特权之上的权力形式来进行治理,由此对民主的恐惧乃至憎恨就植根于新的统治阶级之中.     

“周革殷命”与传统政治哲学的确立与更新——民本的价值性及其演化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近代以来常被人们质疑,即认为它与现代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不能相容。民本原则诞生于"周革殷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周人通过对天命、德与民情三者关系的探究,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与准则。而近代之所以存在对民本原则的质疑,在于中国历史上曾经与民本观念关联在一起的制度设计是"立君保民"。尽管"立君保民"已然从现代中国人的制度考量中退出,但由于人们误将其与民本原则看成了一回事,便导致了这一误会。     

共同体与民主

本文讨论了共同体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要求人民形成关系密切的政治共同体,分享强烈的集体认同.但这种集体认同容易使人排斥那些不能或无法轻易融入这种认同的人.可是,排斥不仅在道德上值得谴责,也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合法性观念.为了走出这一困境,人们往往对"政治认同"进行重新定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作者分析了上述方案的不足,并提出,没有哪种方案可以替代营造"共享认同的空间"方案.这意味着,那些想要或必须生活在同一政体下的不同个人和群体,必须针对一个能共同接受的甚至是妥协性的政治认同进行协商、达成共识.     

民族国家的三大矛盾——来自吉登斯的启示

民族国家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他对现代政治发展所作的反思。他从民主与监控、主权与暴力、民族与国家等三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动力和内在张力,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发展的矛盾性特征。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三三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创造的、从政权层面有效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模式。它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更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政权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它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政治国情,实现了对民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行,因而能获得空前的认同。"三三制"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历史先河,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