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道教清静思想考论

道教"清静"既承续道家的"清静"观念,又赋予新的义涵。道教清静思想就是基于"道"的信仰,以"清静"作为体道证道的法则,依循"清静"蕴示的寡欲节制、谦退处下、因循而为、止恶扬善、去染得净的精神,在追求与道合真、生命完善中形成的有关人生修养、社会治理的思想体系,体现突出修养特质和强烈入世关怀的理论特征,具体呈现为"至静为宗"的修养主张与"清静为基"的治道方针,其对今人生命修行和当下社会治理仍有独特的启示与价值。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对行政系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形成了多中心秩序格局.这一新的行政环境要求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维护多中心秩序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所在.加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善治、达成"共赢"的重要途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提升其合作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道术之辨:大数据治理的原则和边界——以基层社会秩序变革为中心

用道术概念来辨识"大数据治理"给公共体制带来的影响及其意义,是为了说明,大数据治理不只是一个传统"术"(工具意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现代"道"(治理理念)的问题。大数据治理需要与公共体制的治道变革紧密关联起来,因为,基于民权观念上的治理或基于专制观念上的治理,这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大数据治理在"术"即工具理性上的意义就表现为,是推动民主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还是加剧公共部门全能治理的覆盖并使其更具有决策和执行的渗透力。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的困境与超越

村民自治的良性实施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实现和谐安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应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顺利实现村民的自治伦理价值追求与乡村的稳定有序应正视多重现实困境.如,村民与村庄关系的不协调,村民与自由和秩序的冲突矛盾存在,最后导致村庄无法达到自由和秩序的统一.超越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从发展集体经济、依从基层法治、均衡分配利益、加快村民教育四个层面最终达到村民与村庄、自由与秩序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实现四者的彼此结合与统一.     

规范的权威性与法治的要义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一种集体选择和共同行动,是由规范的权威性维系的有秩序的共同行动和生活秩序。因此,"法治"被视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治理形式的重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的目标以及治理形式"现代性"的转向,应理清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基础,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和关联因素;应从社会治理的视界和权威理论对"法治"的要义作出说明,并重视治理主体的自我服从和认同在治理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的建构性意涵既包含了治理所主张的多主体、多中心的治道逻辑,又彰显了国家在保障治理实践有效开展上的不可或缺性,强调通过国家组织来预防社会治理因缺乏必要的规则约束、过程监督、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谈判能力等而导致的普遍失败。社会组织作为一类组织载体和一种实体力量,它既能打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体壁障,又能将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机制建构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或重要实践手段。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下,对社会组织的实体论和系统论想象,应超越片面关注其位置属性和结构特征的单一视角,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在国家治理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其行为评析上,应根据国家治理的国家属性、结构特性和运作逻辑而定位其未来发展的价值、功能与实践取向。     

当前农村无神论教育的现状、困境和治理路径——基于湖北省C市的调查

在农村进行无神论教育是提升农民科学素养,防范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渗透的重要举措,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通过多种方式对C市部分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村无神论教育总体情况较好,教育效果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和基层政府重视与否密切相关,但仍存在经济社会基础相对滞后、部分基层政府不作为、基层民主建设乏力、农村宗教秩序失序、科学文化教育落后等困境。     

行政区划调整与基层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证据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行政区划承担着合理划分基层治理单元的职责,影响着基层治理的边界、资源和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和能力建设。区县的“区界重组”作为政府调整空间资源配置的有力工具,在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区界重组数据,发现区界重组能通过边界调整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界重组通过强区县帮扶弱区县,实现区县一体化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     

异化的代理信访:共谋逻辑下的信访困境

信访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设置,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代理信访原本是一些地方为解决群众不会访、无序访和"走弯路"等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创新探索。但遗憾的是,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异化成谋利型上访的一种衍生形式。从其形态看,异化的代理信访,是发生在目标替代中的利益共谋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维系于代理诉求、代理空间和代理技术这三个变量。而真正的内在机理体现在压力型政府体制、信息不对称的技术运用与"半熟人社会"乡土基础之间。异化的代理信访对基层治理的秩序建构与信任维系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压力型体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醇化乡土社会基础和改良信息甄别技术等层面作出努力,或许是纠偏代理信访走向异化较为务实的举措。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