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医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汉代哲学研究,素称沉寂,而近年稍有起色。但究其研究范围来看,似局限于汉代哲学本身,虽有文章论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可惜语焉未详。本文拟通过汉代哲学的主要代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秦汉医学同异的辨析,探讨汉代哲学与医学的关系,借以深化对汉代哲学的认识。     

汉代公羊家政治考量的伦理向度

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将"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诉求贯穿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正名"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伦理旨趣。公羊寿分析名号书写法则,凸显了政治伦理批判;董仲舒深察名号伦理意蕴,彰显了政治伦理要求;何休解诂名号礼制规定,突显了政治伦理制度。汉代公羊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善的政治"理念,力主实现"政治的善",成为汉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范型。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守约以治广”思想在汉代装饰艺术中的诠释

"守约以治广"是汉代设计总的思想基础,其虽提倡简约,但目的是达到整体的稳定与调和。"守约以治广"设计方法以抽象的表现形式传达出朴素真实的风格,而汉代装饰纹样具有质朴、传神、气势雄浑的艺术特点,充分体现了"守约以治广"的设计思想。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论汉代孝德教育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内在基础,"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外在保障,浓郁的孝文化背景为汉代孝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汉代孝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孝经》的推广传授孝德理论;通过选官制度诱导人们崇尚孝德;树立孝行榜样,为人们践行孝德作出示范;加强民间教化,形成崇孝风俗。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汉代孝德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移孝作忠"——浓厚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纲常化与神秘化倾向初步显现;孝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得以确定。     

对“格义”的再认识——以三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格义具有广狭二义。本文认为:狭义格义的"事数"多为小乘毗昙学概念,而广义格义则多与汉代阴阳五行、谶纬模式有关,两者都与般若玄学差距很大。上述广、狭二义可以归为北方类型的格义,与汉代儒教谶纬比附的思维方式关系密切;而当时尚有南方类型的格义存在,可以称之为新型格义或"连类",与魏晋玄学的新兴学术思潮关系密切。今人常以为格义是思想史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重要方法;但就历史上的格义而言,并无这种自觉。所谓的"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外书,并非特指非佛教的世俗文献(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内外之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密传与公开的显隐之别。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昂扬与儒雅的风骨——高二适书法的人格气象研究

书法艺术的人格气象经过了早期建立与逐渐丰富的发展历程,从秦代到汉代,再到如今,书法的书写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文章以高二适书法人格气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书法对人格的影响,分别从书卷气、才气以及骨气几方面阐述高二适书法的人格气象,通过研究高二适书法人格气象得到思想启发。     

汉镜、汉隶的美学内涵探析

汉代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受到儒家、道家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影响。汉镜、汉隶的美学内涵是汉代思想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上的内在体现。汉镜的世界、汉隶的线条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儒"与"道"的沟通与融合。汉镜的图案、纹饰和铭文体现汉代人的阴阳五行观念和人生观。汉隶"水平线条"的稳重,表达了汉代人希望富足和乐地在人世中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汉隶的水平线条,不仅是书法里的线条也是汉代人日积月累的共同心理和情感的文化符号。     

孔子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多元诉求——以孔子德论的向度解析为中心

在孔子的观念重塑下,殷周以降盛行的"德"思想已从统治者用以自我解释的政治工具转变为儒者群体对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设。透过观念新意义的发掘,可探寻到其间蕴含的言论立场的改变与价值诉求的变化。孔子言论中的"德"主要表现出三种向度的诉求,分别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德政规劝、面向普通民众的德教期待以及儒者群体的德性自觉,而这三种向度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一并体现了"道德第三方"对天下秩序的普遍关切。思想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引发的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是我们探讨孔子学说需要重视的问题。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汉代隶书形质层面的“古意”表现

文章以汉代隶书为关注对象,分析其"古意"在形质层面的主要表现。另外,与清代隶书进行比较,分析汉代隶书的"古意"产生的条件及原因。     

《周易》东传与古代朝鲜半岛阴阳说

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周易》于汉代时已东传至朝鲜半岛,并在其"三国"时被确立为国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习内容。在儒学教育体制和科举"科经取士"制度的促动下,古代朝鲜半岛不仅全面、系统地吸纳了《周易》思想,李氏朝鲜时还形成了活跃的易学研究局面,建构了自身的易学体系,成为域外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周易》思想及易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不断深化,其阴阳说也逐步渗透至天文地理、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最终对朝鲜半岛哲学思想的发展及民族思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来源、内容、形式——汉代私学与官学书法教育的博弈

一、汉代书法教育的背景 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对社会政治生活(包括民间的学术活动在内)加以控制是行不通的.想要统一国家,解决社会矛盾,教育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在汉代,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均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用于举办和发展教育,同时也积极鼓励、支持民间的教育活动,使汉代的私学得以繁荣.     

儒家思想下汉代女性服饰审美

汉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较为活跃,武帝之际,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确立了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各层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代服饰的审美取向,形成了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汉代女性服饰作为汉代服饰体系中的一大分支,其丰富的服饰类型承载了汉代深厚的文化哲理,是研究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的形成、标准与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汉代服饰的认识,以汉代女性服饰为研究点,探索汉代女性服饰审美取向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出汉代女性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特点。     

纬书形成问题和纬书思想研究的动向

<正> 一、谶纬思想的流行和纬书的形成所谓“谶纬思想”,有广、狭二义。从狭义来说,是指自前汉到后汉所流行、形成的纬书思想,而作为这种思想的根干的是阴阳五行思想、灾异祥瑞思想、星宿预征思想、神仙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对汉代社会的变迁以极大的影响,而且曾风靡于思想界,构成汉代思想的特色。这些思想中所共同的东西是带有神秘、呪术色彩的成分,因而常受到站在富有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立场的批判,往往被人们忽视;然而要研究汉代的思想,对它是不应当忽视的,因为构成汉代思想特色的正是纬书思想。     

试论汉代尸解信仰的思想缘起

尸解是秦汉时期比较独特的一种神仙方术,与养生类方技不同,它有灵魂飞升与肉体不死两种方式。这一特点导致汉人对尸解思想缘起的认识发生混乱。事实上,尸解是在战国时期死后复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与方仙道的"形解销化"方术也有一定关联。战国的死后复生思想糅合了灵魂飞升与肉体不死两种观念,这一特征成为尸解在汉代及其后出现多种发生形式的重要原因。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