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动机与信任:基于不确定性简化机制的研究

信任是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Luhmann认为信任是简化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有着更高的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从而可能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文章研究了不同合作动机下不确定性对信任的不同影响。实验在社会两难范式下采用不确定性(高、低)和合作动机(高、低)为自变量、信任为因变量的混合设计。结果显示:1.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信任对方;2.合作动机较高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增高;合作动机较低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降低。对此的解释是:不确定性的增高造成个体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增高;合作动机高的个体会用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而合作动机低的个体会用不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性增高的情况下,前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增强,后者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增强。     

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信任：日本核危机的哲学与伦理反思

2011年的日本核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运用伦理学想象力的契机,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其中与风险相关的信任问题尤为关键。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给个人施加了焦虑,因此需要建立道德共同体作为伦理策略。信任的社会建构同时需要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伦理的广泛参与。     

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

在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简化。出现这一现象既和弗洛伊德理论结构庞大、复杂有关,也和国内相关资料不足和文艺学学者的学术取向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主要表现为本能理论的简化、心理人格/心理结构理论的简化和潜意识理论的简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既有适当的取舍,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弗洛伊德理论复杂的心理学内涵和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误读的问题。对弗洛伊德理论简化后的借鉴,一方面使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在文艺创作研究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弗洛伊德理论批判上的偏差和理论创新方面的不足。     

道德适应中的信任

随着不确定性场景愈发成为人们始终无法避免的情形,以及道德适应更加不可预测化,信任的价值随之凸显。通过对信任研究进路的理论梳理,我们认为信任可以在理性或道德的路径中找到确定性意义。人类历时的道德生活样态总是充溢着复杂性,而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信任通过简化信息机制、学习机制、符号控制等方式简化了道德适应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对象的熟悉度、行为的一致性,主张乐观、真诚、责任等人格因素养成以及相关制度建设来培育道德适应中的信任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简化的联合再认范式中情绪对错误记忆影响的年龄差异

以康奈尔情绪DRM词表为主要实验材料, 使用简化的联合再认范式(DRM范式的变式), 结合多项式加工树建模的统计手段, 对34名年轻人(23 ± 2岁)和28名老年人(68 ± 5岁)的再认记忆进行比较, 以考察不同年龄组中情绪效价对错误记忆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材料的情绪效价对错误记忆的影响存在显著年龄差异：(1) 积极情绪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错误记忆, 其作用机制为积极情绪增强了老年人的字面痕迹而减弱了要点痕迹提取; (2) 消极情绪能够有效地降低年轻人的错误记忆, 其作用机制为消极情绪使年轻人反应偏向降低, 但不影响其记忆痕迹的提取。结果表明, 简化的联合再认范式下, 情绪效价对错误记忆的效应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老年人表现出积极情绪降低错误记忆的积极偏向; 年轻人表现出消极情绪降低错误记忆的消极偏向; 情绪效应对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存在年龄差异。     

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

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与治理逻辑。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是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的实践过程。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互构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策略性合作构成了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真实逻辑。社区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治理的简约意愿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实践同构,是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拓展。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认知诊断模型的比较及其应用研究：饱和模型、简化模型还是混合方法？

GDINA是一个饱和认知诊断模型（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s, CDM）,Wald检验被用于在题目水平上检验GDINA是否可以被简化模型（如DINA, DINO, ACDM和RRUM）替代,并为测验的每一个题目选择一个最恰当的CDM（简称混合CDM）。选择合适的CDM是进行诊断评估的一个关键步骤,通过Monte Carlo 模拟实验,比较了不同的测验情境下,GDINA、简化CDM和混合CDM在测验整体拟合指标、模式判准率和项目参数估计的返真性等效果,研究发现混合模型的整体表现是最好的,其次是GDINA,最后是简化CDM。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有限理性信任观:对理性计算和非理性态度的整合

信任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一直是信任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在对理性信任观和非理性信任观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在"有限理性"和"心智成本"的框架下,提出了信任的有限理性观点,对信任的理性观和非理性观点做一整合。     

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

受到晚清时局的影响,被引介入中国的西方政体学说很快蜕变为政体简化论,其古史叙事将秦以后的中国古代政制概括为专制政体,这极大简化了传统秩序的复杂性。此后,中国古代与西式现代在政道上更被视作截然对立。然而政治权力公共性是传统中国政道与西方政体理论的共同探求,传统政道注重分析文治政府的分工、制度之外的立意和个人对于秩序的能动作用等。因此,当代政体论需要克服简化倾向,并参照中国传统政道以完成重构。     

与恐惧相关的简化刺激在不同知觉负载条件下的注意捕获效应

本研究选用视觉搜索范式,探讨了与恐惧相关的简化刺激在不同知觉负载条件下的注意捕获效应。结果发现:在分心物刺激为清晰的条件下,与恐惧相关的分心物刺激能够优先捕获被试注意,即使分心物刺激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化,与恐惧相关的简化分心物刺激依然具有加工优先权,并且与恐惧相关的简化刺激在低知觉负载条件下和高知觉负载条件下的注意捕获量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与恐惧相关的简化刺激不受知觉负载的限制,能够自动化加工。     

社会两难情境下的合作选择: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间的权衡

社会两难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合作选择强调个体是通过分享使集体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自我控制"、"信任"与"内疚厌恶"被用来阐述两难情境下合作选择的机制。而神经层面的研究也发现,合作选择主要涉及以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为主的执行控制脑区、以腹内侧前额叶为主的情绪调节脑区,以及包括纹状体、伏隔核和眶额叶等在内的奖赏相关脑区。未来研究需从完善研究方法和内容、深化内在机制以及整合合作决策的神经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

社会治理有多方面的含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层面是服务,这既包括对有需要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直接服务,也包括以改善他们的困境而进行的政策倡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其发挥治理功能的机制是网络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要真正有效地发挥网络型服务治理功能,需要政府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工作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促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对行政系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形成了多中心秩序格局.这一新的行政环境要求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维护多中心秩序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所在.加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善治、达成"共赢"的重要途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提升其合作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政府改革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两种信任理论之考量

公共行政学自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对于政府本身的定位经过了多次变化。我国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对政府的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与此相对应地提出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为考察政府改革的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政府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市场运作逻辑和企业管理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则将公共行政学的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市场化政府改革将市场逻辑和经济人思维带进了政府,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化之上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危机结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市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社会治理和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到来。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合作型信任的建立为基础。未来的政府改革应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基于契约型信任的市场化取向中解放出来,迈向多元治理主体本着公平参与、充满合作型信任以及基于善的完美生活追求的合作型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