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庙堂理学、民间理学发展特点——兼论汉学、宋学的统一性

清代汉学、宋学之争是贯穿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然而汉学和宋学不仅具有斗争性,同时也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从统一性来看,明代整理了宋元以来文献典籍,将程朱理学设为官学,同时作为科举考试和价值导向,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上,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延续到现在的儒家文化共同体。在民间理学方面,明代心学高扬了价值理性和主体性,为清代学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方法论上,明代理学是清代学术方法的前奏;在工夫论上,明代心学等奠定的工夫论在清代仍然有巨大影响力。     

近代佛学从经世到学术的命运走向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讲经世，大凡都不外儒家经学的范围。但无论是顾炎武等人的汉学（古文经学）运动，还是后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经学，热闹一阵之后，仍显得无力回天，不能为社会提供更深远的发展动力和价值关怀。随着西洋学术的传入，连带引起对印度哲学的兴味，就使晚清以来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佛教来作为新的信念支持和安身立命之所。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稍有报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如果说来明儒家逃于排佛，还不得木为敷衍门面，在表…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从思想转向、学术转向到文化转向——中国大陆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当各个领域都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30年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大陆30年观念变迁的"内核"的学科领域当然不能例外.所谓"总结",意义有二:一是回顾我们所曾做过的一切,以便汲取经验和教训;二是展望哪些是应当做、可能做而尚未做的,以便继续探索和创新.     

“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

这是第三次文化与比较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9日15日至18日在武汉召开。67人与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史、哲专家学者,也有来自新加坡的国际友人。会议收到论文40篇,文化研究专著10种。会议围绕“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在文化与比较文化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上,较之过去有所深化和发展。     

从功德会到基金会——佛教慈善组织现代转型问题探析

<正>佛教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作为。"慈善"一词便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使用的。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佛教逐渐复兴,同时也接续了太虚"人生佛教"的旗帜,积极入世,发挥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大乘精神,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成立慈善功德会,开展慈善活动,服务社会,展现了佛教强大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的佛教慈善功德会纷纷改名或直接命名为"慈善基金会",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名称上     

文化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侧记

经过近年来的“文化热”之后,怎样把文化问题研究引向深入,已成为当前思想界十分关注的问题。1987年9月15日至18日,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北省社联在武汉共同主办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     

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1、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转向的意义不同倾向的哲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评价往往大不相同 ,但他们都会承认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转向、转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对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史的深刻分析 ,揭示了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也对传统欧洲哲学采取批判态度 ,要求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并纷纷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那…     

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历史沉思——从袁世凯复辟到“五四”运动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一个强有力的主题是中国的现代化。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充满着民族灾难,另一方面又被保守派利用孔夫子的说教所阻碍,故这个过程显得既急骤又缓慢。说急骤,乃因社会变化的基础没打好,一步设迈稳,第二步又出脚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还有点节奏之感,从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

中国的现代建国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静态地展现了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与宪政国家四个国家面相。而动态地呈现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三次结构性变迁的复杂过程。其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昙花一现,政党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20世纪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两个政党国家实体。但两个政党国家实体在不同处境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运作困难。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作形式———宪政国家,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实体既成的政治结局,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实体也以建构法治国家的形式,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宪政体。     

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九十年代中国的哲学主流

理论是人们观察现实、解释现实和规范自己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不同,人们所理解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要求就迥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模式而存在的。 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总是使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模式同人类的现实存在处于矛盾之中,现实总是要求并迫使理论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和引导人类新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便决定了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理论模式的历史演化和自我扬弃。     

从宗教蒙昧到人文理性——管窥三代历史文化结构的转型

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三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谓文物风俗,渊薮于此。这样的一个时代,在社会组织、政治架构、文化价值的公共层面、乃至家庭伦理、道德理念、起居饮食等私人领域,都有浓重的神学与宗教色彩。进入西周末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危机的出现,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机构开始自我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完成了从宗教蒙昧到人文理性的转变。这样一个自我革新的路径和理性的传承奠定了嗣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注定华夏文明的主流是温和的、保守自由的和人文理性的。     

从法制到法治——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深层思考

公务员管理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推行的两个阶段 ,前者是通常所说的有法可依 ,后者是通常所说的有法必依。从现实情况看 ,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核心 ,包括若干配套法规及有关实施细则在内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法规架构已初步建立 ,公务员管理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 ;但在有法必依方面却显得步履维艰 ,如何贯彻落实既定的公务员法规 ,实现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 ,便成为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推行公务员制度的重点和难点。为此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务员法治化管理的领导 ,树立公务员法规的权威 ,强化对公务员法规实施的内外监控机制等。     

《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出版

<正>鲁品越著《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一书于2015年8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全书527千字。该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经济学理论融为一体,以当代活生生的伟大实践为载体,对《资本论》这一伟大理论进行探索、还原与创新。作者认为,《资本论》的主线是扎根于劳动二重性的社会经济双层结构:深层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和表层的自然一技术物质结构,前者以后者为载体从而驱动后者。一切社会关系过程都要通过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人类历史于是成为自然历史过程。由人们相互服务的活劳动结成了用生命生产生命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劳动价值,     

从自然神论到战斗的无神论——近代西方无神论的演变

近代西方无神论的形态经过自然神论和泛神论,最后达到唯物主义的战斗无神论,这也是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18世纪法国无神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在自然观上达到真正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哲学上提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并重的思想,并初步具有辩证法的特征,在历史观方面显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这些特点使以18世纪法国无神论为代表的西方无神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文化的指导下诞生、发展和壮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 80年 ,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 80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两大历史性成果 ,就中也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两大主导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从而对中华文化在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走自己的路 ,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近代以来 ,中国文化的形态以及走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各种文化思潮都试图回…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三)——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五、自立运动和本色化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新尝试公平地说,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反对中国文化,有的还十分热衷中国文化,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等热心向欧洲人译介四书五经;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四)——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七、任重道远,基督教中国化仍有漫长的道路1998年,在丁光训(1915-2012)主教的倡导下,"济南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1,正是为了针对神学思想上的问题。丁光训主教曾说:"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2中国基督教的特点就是在坚持基本信仰、继承大公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二)——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三、尊重中国文化的"利玛窦规矩",却毁于教廷的神权至上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来华,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 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不仅自己是饱学之士,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比较尊重,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好感。在此期间,传教士不断摸索适应中国的主流文化,当然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教。那时的传教士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存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一)——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基督教中国化是当前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后,而且这种热度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热议之余,我们需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其本质就是适应社会的主流文化,基督教与主流文化融合得越好,适应得越好,越有光明的未来。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下面,我谨尝试用中国基督教史的这面历史之镜,谈一下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最本质的问题——适应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