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学术渊源略考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号东莱,婺州人,与朱熹、张栻时称“东南三贤”话闳衔?南宋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对于吕祖谦的学术渊源,《宋元学案》认为,“先生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东莱学案》,1653页)。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同上)总的来说,全氏认为吕祖谦之学主要是家传,其次是兼收并蓄,博取融会各家学说。兼取各…     

张栻研究简述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县)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功利学派的著名人物陈亮称他为“一世学者宗师”.现将近10年来至目前,学术界对张栻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述.     

论张栻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兼论湖湘学派理学思想的特色

<正> 张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今四川绵竹县)。他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并称“东南三贤”。在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而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     

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正>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颖悟夙成,少从胡宏问程氏之学,遂潜心理学,终成南宋道学之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著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兹以《论语解》为例,管窥张栻的理学思想。     

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张栻与朱熹交涉论辩管窥

张栻与朱熹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两人对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反复的交流、探讨和辩论,透过朱熹与张栻的交涉与论辩,回归并追寻张栻的工夫论思想,笔者认为张栻的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的察识端倪说之思想;在思想及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不断地“省过矫偏”,从而对前说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提出察识与涵养并进的思想。这标志着张栻工夫论思想的成熟与确立。本文集中探讨张栻工夫论思想的发展、成长、确立之历史过程及其在思想上的意义。     

孤悬与浑融——朱熹与张拭太极思想异同比较

朱熹、张拭推尊周敦颐尤重《太极图》,他们分别著有自己的《太极图说解义》,其思想内涵颇为不同.朱熹注解坚持主静倾向,张栻则警惕主静溺于虚无的危险.对于主静问题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二人对于太极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朱熹以为太极即理,严格区分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与形下发用的阴阳动静.张拭以为太极即性,对太极的理解融贯体与用、动与静...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论胡宏的理学思想

<正> 胡宏(公元?～1161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人,学者称五峰先生。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和其父胡安国一起隐居湖南衡山,讲学著书,创立湖湘学派。胡宏的代表著作是《知言》。这部书是他“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张栻《胡子知言序》)而完成的。学术史家全祖望对胡宏的理学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宏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思想?这是一个需要作深入细致研究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对胡宏的理学思想作一粗略的勾勒。不当之处,祈望学界前辈不吝指正。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吴澄心理学思想探讨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元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活动六十年。他于理学、经学,乃至天文、律算,都有所涉猎。吴澄世代业儒,为朱熹四传弟子,直承宋代朱熹的理学思想,比起北方的许衡,是“正学真传,深造自得”。但他也接受了陆九渊的本心论,所以被视为“和会朱陆”中的“宗陆背朱”者。清人将他的著述合编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澄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礼记纂言》、《答人问性理》、《学则序》、《自得斋记》等论著,以及《宋元学案》中的《草庐学案·草庐精语》里。     

研究朱熹史学思想的一部开拓之作──评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学问博大精深，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考据学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造诣极深，被后人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近十多年来，朱子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多偏重于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史学思想涉及较少。汤勤福博士钻研朱熹史学思想近２０年，著成《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成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朱熹的史学思想、从而确定其在中国史学史上…     

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哲学含蕴

陈白沙与湛甘泉书称:“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黄宗羲称:“先生(指湛甘泉——本文作者)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依比,显见湛甘泉是以“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陈白沙的“主静”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相区别和相发明的。那么,湛甘泉这一学说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它在心学与理学的抗争以及心学的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由心的出入问题反思张栻之学的式微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大师,其学却在身后很快隐没。理学的发展是一个内部义理逐次展开和问题呈露的过程,能否及时把握住时代的课题并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对一个学派的存亡至关重要。以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自孟子提出这一说法,在宋代理学的发展中曾两次被特别关注:一次是初期的二程,一次是走向成熟之际的朱熹和张栻等。朱熹和张栻等学者虽然同时参与了问题的探讨,但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     

试论张理易图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

张理,字仲纯,元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张理曾举茂才异军,历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等。元仁宗延祐间(1314—1320年)为福建儒学副提举。早年曾从杜本学《易》于武夷山,“尽得其学,以其所得于《易》者,演为十有五图,以发明天道自然之象”。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收录有张理著《易象图说》,分为《易象图     

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

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与朱熹、张栻等齐名,人称之为“东南三贤”。他的哲学思想反映了南宋时期思潮的特点。吕祖谦力图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矛盾并“兼取其长”,同时又注意吸取永嘉、永康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克服各个学派的门户之见,采取“委曲调护”的态度,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和郑玄的崇尚礼学

<正> 东汉统治阶级崇尚礼仪,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玄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礼记·月令》题疏见《十三经注疏》)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七:“然统康成一生著述以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两种文化现象。     

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理解

<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