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所渗透的“协和”意识,与理论家史蒂芬·格林布拉所主张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相一致,这为我们研究这部小说和小说的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中国当代小说插图与空间记忆——以《赤脚医生万泉和》为中心

“自说自画”堪称中国当代小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例如范小青在创作《赤脚医生万泉和》的过程中,绘制了“表述时间变化”的空间示意插图,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文学形式。这些插图绝非装饰或者附属品,而是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我家院子”的空间记忆激发小说创作,记忆的空间属性决定作家采用“立铺讲唱”的传统,并将医疗站的面积、位移线索与小说主旨结合起来。但作家个人记忆的介入,导致赤脚医生历史的文学书写存在诸多叙事矛盾与间性。这些间性遗留在小说与插图之间、特别是小说内部,一方面澄明万泉和无法自为地认识赤脚医生,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后窑的集体力量,挟裹着万泉和不得不做赤脚医生的“非自由状态”。     

简论纬书《河图》的小说特性

纬书《河图》虽属经书范畴,但它以虚幻迷离的神话故事和远荒蛮夷的地理面貌,阐释天、地、人的互动关系,从而区别于典雅朴实的经文表现手法与叙述语言。纬书《河图》所具有的神话叙事模式、仙山仙境的描述、休咎之征的隐喻性思维,使它产生了与经之雅正不同的神、怪、奇、异的文学审美特点和情趣,具有了几分小说家言的特征。从其上承《山海经》的内容和思想,下启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的“奇异”来说,汉代纬书《河图》不自觉地参与了小说的发韧,是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场关于上海的追忆与缅怀——《繁花》与王家卫电影中上海叙述之比较

作为讲述上海故事的地域小说《繁花》,一经发表便广受关注。而作家金宇澄在《繁花》中鲜明的上海叙述,也备受热议。《繁花》和王家卫电影中对上海记忆的叙述,使得关于上海的历史叙述又多了一层新寓意。作为地方小说,讲述上海故事的《繁花》,可以说是上海文学叙述的新表达,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力量。     

谢幕与抉择——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解析《红处方》

《红处方》是毕淑敏第一篇长篇小说，它从心灵层面叙述了吸毒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被称为“文学的白衣天使”的毕淑敏费尽心血将毒品串联成成一个血与泪的故事，该作品也被称作“中国第一部戒毒小说”。小说中三个女性人物和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有密切联系，体现出“三我”之间的冲突。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析小说，可以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冲突及悲剧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及吸毒引发的悲剧。     

中晚唐传奇小说与道教

一、从志怪到传奇的嬗变 “传奇”这一名称始见于晚唐作家悲铏的《传奇》一书。宋代以后,文人们遂此以概称唐人小说。 在中国古代,向以“释经阐道”的诗文为正统文学,而“不本经传”的小说也就被排斥于大雅之堂门外。尽管如此,有唐一代积极从事传奇文学之创作者与日俱增。其中还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学家或诗人。尤其是到了中唐,传奇小说的创作更达到了繁荣的局面。从内容上看,中唐以后的传奇小说虽然涉及面极广,但基本上都与道教有一定的关联,具有浓厚的怪异色彩。之所以如此,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若追根     

从“实”、“虚”对比看夏洛蒂·勃朗特的思想

文学来源于生活，《简·爱》作为一部典型的自传体小说，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人生经历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实”即夏洛蒂的实际经历和“虚”即夏洛蒂所创造的《简·爱》中虚拟的故事情节进行对比，来分析其中“虚”、“实”的不同，并探寻在《简·爱》的创作中，夏洛蒂构造不同于自身亲身经历的故事情节时所流露出来的更加微妙的思想和情感态度，从这一角度，来更加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态度。     

米歇尔·布托尔小说《变》的创作特点浅析

20世纪50年代,“新小说”流派出现并逐渐风靡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作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米歇尔·布托尔在其力作《变》之中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叙述、形式等方面对传统技巧的继承与创新和对写实和心理描写折中运用的高超技艺。同时,小说中人物符号与城市符号的重叠,三角关系的架构、错落有致的时空交接等都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此外,小说在形式上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了我们现实和生活态度的思考。     

一缕娇魂翻旧案,百年长恨倚新声——论朱湘《王娇》诗的传统叙事模式

长篇叙事诗《王娇》是朱湘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该诗取材于《今古奇观》中《王娇鸾百年长恨》一篇,除故事情节、主要人物、矛盾发展沿袭原作外,还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古代传统叙事模式。但同时,诗人在古典叙事文学传统的影响下,从情节、矛盾发展、结构设置等方面对原小说作出了革新。通过回归历史语境,探寻诗人创作的自身文学背景、审美趣味、文学理想与时代背景,则不难发现诗人复兴叙事文学的努力与回击“全盘西化”潮流的企图。     

清风徐来

佛教小说,在中国佛教文学的长河中是一股巨流。只拿挂在人们口头上的《金瓶梅》、《三言二拍》、《西游记》和《红楼梦》来说,就可称得上是佛教小说的代表作。尽管这些作品并非仅仅在弘扬佛法,但佛教思想毕竟是其思想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以小说来劝喻世人的教化目的,更是有目共睹。在安定社会、激浊扬清、去恶从善方面,这些小说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它们的社会作用,很值得我们再评价。对于这一点,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唯恐人们不能领会。因此他一再强调读者不要陷入小说的角色之中。“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希望人们能透过小说的纷纭变幻,真正理解其中的意味。贯串《红楼梦》的一个重要角色,被曹雪芹定名为“贾雨村”,于是一部《红楼梦》也就成了“贾雨(假语)村言”,似乎不过是假托为庄户人所编的一些故事而已。其实,强调故事为假,正在于强调意味是真。我们开辟“假语村言”,作为专栏,用意相仿,也是要借众生之相,讲说古往今来几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千载悠悠,虽都已成云烟;万众熙熙,难免不是过客;但从“曾经发生”和“即将出现”来讲,却又是真实的。因此,尽管是假语村言,却不可存欺世之心,还需呕心沥血地去写出那一份“艺术的真实”,写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人间悲欢。只是还要奉劝读者诸君,多几分禅悦,不必执着于某人某事,且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假语村言”中去领悟些什么才好。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简论《庄子》文体形态及影响

《庄子》既是著名的哲学之著,也是杰出的文学之作,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无疑都是奇特而耀眼的巨星之一.关于《庄子》的文体形态,世人多视之为散文,也有前人认为庄文“狂谬而无体”,细细揣摩后者让人想起苏轼的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诗句,所谓“无体”反倒可以说它浑涵众体,即“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本文就是主要阐述《庄子》的这种特殊文体形态,既是奇异的散文,绝妙的诗,又是奇趣的小说等纯文学的先导.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我对人生的“领悟”

有感于人生的艰辛和世事的纷扰,能够冷静从容的面对这一切,在于对生命和人生的领悟。记得作家张贤亮做客“艺术人生”时,有一个观众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张老师,你好,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看过你很多的小说,它陪伴着我成长,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你的反思文学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不可抹灭的影响,但是,毕业以后我没有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你却成了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的董事长,     

刘辰翁《道德经评点》刍论

刘辰翁运用评点方法解读《道德经》,认为前此的研究由于对作者用心的失察、训诂式的研究与“追新求异”的心态在解读上造成了误读；而《道德经》文本用语之“奇”,及由之带来的“妙”的接受效果,奠定了《道德经》的文学特质.《道德经评点》在《道德经》注解体式与文学特质发现方面具有典范意义.     

“诸”字用法小议

“诸”字在报刊、书籍中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字,然而有些文章却用得并不妥贴。请看下面的例句: 1.最近常有短小说见诸于报刊,名月不少,如“小小说”、“微型小说”、“超短小说”、“袖珍小说”等等,很受青年读者欢迎。(1982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四版《“千字小说”有什么特点?》) 2.有些情况比见诸于新闻报导或文学作品的还要糟糕。(1982年8月     

道教与神魔小说

本文讨论了道教教义和道教的宗教思维方式对“神魔小说”中二元对立的神—魔形象的影响。文章指出,“神魔小说”大都具有双重主题,即宣传“神仙救世”和“修道成仙”的道教观念。同时,“神魔小说”情节结构的独特性不仅具有文学功能,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道教“济世”与“修仙”相通,“利他”也“利己”不悖的宗教观念。     

小说里也有逻辑问题

有一部名为《绿化树》的小说,塑造了一位名叫马樱花的妇女形象,而“马樱花”一词又可指一种可爱的树木,据说,其别名又叫“绿化树”。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小说命名的由来。这大概也是符合作者的意图的。作者在《绿化树》这部小说的最后到主人公章永麟查阅《辞海》中“马樱花”条,并将其全部抄录,而该条最后一句就是:“又为绿化树”。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马樱花”和“绿化树”是否同一种树的两个名称?是否同一概念? 赵眉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绿化树不单指一种树》     

阅读改变人生吗?阅读文学小说提升社会认知的争议

阅读文学小说曾经被认为只是大众消遣娱乐的方式,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阅读文学小说能够提升个体的社会认知。然而,有些研究并未发现阅读文学小说能够提升社会认知。本文首先批判性地分析支持和质疑“阅读文学小说提升社会认知”的相关证据,随后提出未来的研究将如何解决这一争论,包括开发新的研究工具和技术、明确文学与小说的操作性定义、确定读者的关键特征、创新研究设计等多个方面。     

略论孔子之“兴”

<正> 在孔子之前,《诗》一般是被当作历史文献和典礼、“言志”以及外交辞令等方面的教科书,自从孔子提出“兴于《诗》”(《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诗》可以兴”(《阳货》)以后,《诗》的文学特征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孔子之“兴”标志着我国古代在文学意识方面的第一次觉醒,是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