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华道统思想的历史轨迹——读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蔡方鹿教授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版 )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 ,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本人才识浅陋 ,对于被牟宗三称为“中国文化生命”的所谓“道统”问题本来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里不揣冒昧 ,简单谈谈拜读后的一点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 ,首先对于道统问题加以关注的是唐代的韩愈。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因由《孟子》卒章所启发 ,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2 85页 )。其实 ,“道统论”的提出是一回事 ,而“道统”的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中华…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韩愈《原道》篇写作时间新证

韩愈《原道》篇是研究韩愈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研究宋代儒学亦必溯源及此。《原道》篇的写作时间至今未能定谳。韩愈发扬儒道的思想确立极早,他的道统论在其入汴、徐幕时趋向成熟,但其时并无著书传道的条件。韩愈在任四门博士期间,大力奖掖后进,热衷于传道解惑,这是他著书立说的绝好时机,《原道》篇正是作于这一时期。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与李翱《复性书》的写作时间均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浅论"河汾道统"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学说为其主流思想.在儒家内部,"道统"起着划分哲学思想与学术派别界线的作用,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河汾道统"说在北方影响甚大,它促成了北方儒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错误地提出王通及<文中子>为伪,所以使得流传千余年的"河汾道统"说在责伪声中湮没,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哲学史上的笑话.其实,"河汾道统"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上继韩愈,下启朱熹,对儒家发展和传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对"河汾道统"说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哲学和史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梳理中国哲学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儒家思想发展的主动脉.     

唐宋道统新探

韩愈说过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但他有另一版本的道统说,以荀子、扬雄为道统的传人,甚至还有容纳墨子的道统版本。北宋初出现"五贤"或"五子"说,王通、韩愈被纳进道统中;后演变为"四贤"或"四子"说,王通被挤出道统,但荀扬韩仍为道统之传人。北宋中期始,不断有人把荀扬韩三人挤出道统,但南宋末甚至更后,仍然有人把他们置于道统中。《四书集注》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教材后,程朱道统之巨大影响使人们忽视了其他道统。     

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理学家高度肯定韩愈对弘扬儒家道统所作出的贡献,而对韩愈论道的具体内容评价并不高,这在宋儒对《原道》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宋儒认为韩愈之道不够醇厚,其原因在于,韩愈把作文当作第一义,把穷理当作第二义。儒学史上的韩愈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他大力弘扬儒家道统的努力以及推尊孟子之举有关。《原道》既是重要的儒学经典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经典文本,对它的细致阅读,既是文学的审美享受,亦有助于推进对韩愈儒学以及宋代理学的深入探究。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论韩愈的社会历史观

韩愈肯定先王、圣人对历史的决定作用。他论述了一个古圣先王的道统,讲的虽然是人,是人的作为,但这是神化了的人,是天生的圣人,于是先王观、圣人观又同天命观混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他强调人的自信,有时又把人事作为的成败完全归于天命。韩愈的先王观必然引出他的君统观,引出其君主专制的理论,强调忠君,强调君主专制。然道统与君统并非一事,有矛盾又有统一。他高扬道统,表达了韩愈弘扬先王之教的努力;强调忠君、专制,仍主张选贤、爱民,不曾背离儒家礼治传统和仁义精神;主张天命论,也并没有否定人为的努力和贤才的作用。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伏羲、神农、黄帝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由来、变迁及其原因

在先秦,以尧舜为首的道统谱系始于孔子,为子思、孟子所继承,而以伏羲为首的谱系始于《易传》,为荀子所继承。虽然这两种谱系在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主张后者的儒士占绝大多数。从董仲舒至孔颖达期间的儒士,虽然他们所建构的道统谱系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的谱系则与孔子、子思和孟子有较大不同,皆由尧舜往上进一步追溯。面对佛教的挑战,韩愈、柳开基本上继承了思孟学派的观点并皆以道统继承者自居。然而朱熹则吸收了李翱、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在《〈大学〉、〈中庸〉章句序》中把道统谱系溯及伏羲、神农、黄帝并把子思、孟子作为道统的重要传承者。显然,这是对思孟学派道统谱系的发展,以此回应佛教的挑战,而且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从而使这一谱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稳定模式。     

李翱论“诚”

稍晚于韩愈的李翱 ,是韩的侄婿 ,与韩愈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其为文“辞致浑厚 ,见推当时” ,是当时著名散文家 ,也是韩愈所倡导的新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和韩愈同样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在儒释道争立的斗争中排斥佛道二教 ,捍卫儒学 ,并且抬出一个孔门心传的性命之学 ,提出复性学说 ,丰富了儒家哲学中心性论的内容 ,给宋明理学很大影响。李翱所作《复性书》是他复性思想的最全面表述。在此文中 ,他讲性善情恶、讲复性 ,受佛道思想影响已无可讳言 ,但他的心性论也有一点与它们大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极重“诚” ,“诚”是《复性书》…     

道统与法统——儒家“中道”的法文化思考

<正> 一伪古文《尚书》之《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宋儒赞为尧舜禹的“十六字心传”,用朱熹的话说,是“上古圣神继天立极”,“传有自来”的“道统”(《中庸章句序》)。后人以为《大禹谟》晚出,“心传”、“道统”云云不过是虚浮之辞,不足为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一以贯之”就是有“统”。“道统”一词虽为韩愈受佛家佛统启发而移植过来的,但用在儒家身上也未尝不可,不可谓儒家无“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种“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便是儒家的“道统”,它的内涵即“允执厥中”,简言之,就是一个“中”字。     

朱熹的女子教育观念

从唐代韩愈宣扬道统,推尊孟子,提出性情学说一直到集宋代理学大成的朱熹,学术和文化思想无不体现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古典思想重构的特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变迁过程的影响也波及到对女子教育观念的影响。在道德领域,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妇德非常重视。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朱熹主张女子读书,但是读书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道德教育。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他的“理学”观念赋予了女子更新的角色定位：出于人伦格局中的“家内”角色。这种角色的定位,是作为男性的补充被更新和完整的,女子的作用纳入家国天下的模式中,其行为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论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及其历史意义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 ,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 ,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 ,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韩愈倡导的儒学文化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 ,韩愈站在维护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立场上 ,排诋异端 ,攘斥佛老 ,成为后世儒学革新的动因之一。其次 ,韩愈对儒学基本精神的阐扬 ,以及对儒学精神传承脉络的爬梳 ,揭示了一条中华文化的发展主线 ,启迪后人。在儒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中 ,韩愈突出对心性论的关注 ,开启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韩愈以后 ,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 ,发挥儒学奥旨 ,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韩愈着重发掘儒学文化的基本精神 ,不为章句训诂之学 ,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