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心性论探析

丘处机将“心”分为道心与人心,将“性”分为道性与众生性,其心性关系即人心与道性的关系。其通过由“不动心”“虚心”到“无心”的炼心过程,最终达致“心空性见”之境界。其心性论深受宋代理学与佛教禅宗影响,但又保持了全真道自身的理论特色,充分体现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宗旨。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四端”之心——孟子对德性理据性的追问

孟子对"四端"之心的思考,是为德性与人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孟子言性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示与生俱来之禀赋的"性",转化为抽象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本质"。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并规定了人性发展方向的,就是被视为良知良能的"四端"之心。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四端",只是德性养成的潜能或"才",而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德性的人格,则还需要"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孟子所谓"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其构造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而围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内部。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心之善恶论

心为何物?西医认为心是血液循环中类似水泵的加压器。中医理论以为“心为君主之官而其华在面、主神明,乃智慧之穴。”《灵枢》“邪客篇”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邪弗能容也,容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孟子又将“心”超越到社会性的高度来认识,提出所     

论蔡清“气质之性斯即谓之性”的人性论思想

蔡清作为明代理学向气学转化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人性问题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创见。蔡清以阴阳互根为理,认为理是气化流行中之条理,将本体之理转化为气质之理。他认为天地之性只是阴阳五行之理,"阴阳五行之理即便有清浊厚薄",因此天地之性即不是统一的至善之性。阴阳相对而类分,在天也有阴浊之气,也不全是至善,阴浊之气下落到人便是恶。而人性之所以以善为主,盖因阳全阴半,阳为主宰,可以统摄阴。善之不足即是恶,人性中的恶也是善中之恶。每个人由于禀赋天性(气质)之不同,所具有的善性是有高下之分的。但蔡清并未走向彻底的气本论,而是在理本与气本之间出现了一些摇摆,然依然不废其价值。     

从道家之“道”到禅宗之“心”

“道’与“心’分别是道家与禅宗两文化的中心范畴,比较两者的同异性,揭示其内在联系,分析其理论得失,这对深入了解两者的思想旨趣或许不无神益。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揭示“道”与“心”在主要特性上的同异性而不全面论及其基本内涵。一、道家之“道”与禅宗之“。乙”的共通性（－）从“道”的自然无为性到禅宗“心”的自然自由性‘咱然”、“无为”之词均创立于道家,首见于《老子入它们是作为释解“道”的属性的范畴而出现的。老子之“道”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其一,道性自然。这是说“道”的根本特性即表现为自然本然性。《老子》二十…     

心主刍议

心主在《黄帝内经》时代即为专有名词,但对其归属性质、功能特点的论述与研究鲜少触及。对《黄帝内经》中与心主及与其相关的膻中、胸中、心包、包络的概念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厘清了膻中、心包、包络各自所指的范畴。认为心主是第六藏,由膻中与心包共同构成;包络只是心之包络简称,原本即属于"心主"之脉;胸中泛指胸腔。心包体现了"心主之藏"阴的功能,明确界定出心的功能范围与神的状态;而膻中具体执行"心主之藏"阳的功能,它以宗气为媒介,在体腔内敷布,与心包共同完成五藏之间气机和情志活动的协调功能。     

瑶医学“心肾相交论”内涵及临床指导意义

“心肾相交论”是瑶医药理论的脏腑生命观,心主要的功能是主宰其他脏腑的生理机能,对人的心理活动也进行调节;肾是气血化生之根源.如果心功能受损,那么其调节作用减弱,瑶医的整体观内涵得不到体现,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属性就不复存在,人体就会进入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肾,瑶医学认为人的出生、生长、发育和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过程,是肾“气化”功能由盛到衰的自然过程.“心肾相交论”强调心肾功能的正常是人保存生命最基本的前提.通过探讨“心肾相交论”的学术思想,用以指导临床医疗实践,提高对瑶医药理论的认识.     

瑶医学“心肾相交论”内涵及临床指导意义

“心肾相交论”是瑶医药理论的脏腑生命观,心主要的功能是主宰其他脏腑的生理机能,对人的心理活动也进行调节;肾是气血化生之根源.如果心功能受损,那么其调节作用减弱,瑶医的整体观内涵得不到体现,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属性就不复存在,人体就会进入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肾,瑶医学认为人的出生、生长、发育和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过程,是肾“气化”功能由盛到衰的自然过程.“心肾相交论”强调心肾功能的正常是人保存生命最基本的前提.通过探讨“心肾相交论”的学术思想,用以指导临床医疗实践,提高对瑶医药理论的认识.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从“认知心”到“统合心”——早期儒家心论思想新探

在早期儒家认知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游走无隙的是心论。从孔子通过经验学习、理性思考以及日常实践循环往复到达的“乐之”境界，到孟子通过具体而微的道德实践扩充善端成为“性”之本体，再到荀子通过“虚壹而静”的经验学习与理性思虑而最终实现的“大清明”境界，早期儒家的“心”在认知过程和实现形而上境界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或体现为认知心，或体现为道德心，或体现为形而上之心。“心”的这些面向并不是静止的，它们在动态的转化之中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早期儒家心论的丰富图景。     

心与天地万物何者为本体──论王阳明哲学中的心物关系

王阳明将“心”界定为人的灵明,其自然而然的展现就是“良知”。那么,人的灵明同其所自来的天地万物是什么关系呢？他从心的角度看天地万物时,就有了另一番结论。当其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时,还把天地万物看作人心之原,而当他及他的弟子都承认“灵明”是人心根本特征时,他就进行发挥了,从心为起点来展开其哲学体系。一、主动与被动：心之发动与随感而应下面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王阳明的心物展开模式：“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孟荀的“性—情”结构论及艺术本体性

本文从孟子和荀子思想中的“性”与“情”两大范畴入手 ,构建了一个作为生命本体存在形式的“性—情”结构论样式。通过对统领“性—情”结构论的“心”本体的聚合和分解作用 ,梳理了一个心—性—情的逻辑脉络。将“乐”作为形式本体与审美快感体验的主要体现方式进行解剖 ,而使之成为艺术本体存在和审美愉悦的现实参照。本文认为 ,由“心”本体而建构的“性—情”结构论 ,是后世的艺术创造活动中人们提出的所谓“吟咏情性”和“心统性情”等命题的始基 ,它既有张扬艺术情感而创构艺术魅力的作用 ,也有以伦理文化制约艺术一审美体验的局限性。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