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居家养老是目前最适合我国国情的重要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看,政府都必须承担完善政策法规、加强财政支持、强化科学管理和坚持服务导向等责任。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和现实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履责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政府应该明确履责的路径,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积极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逻辑理路与行动框架

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为政府数据治理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望解决目前数据治理中广泛存在的“九龙治水”问题，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开放和高效利用。在当前机构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政府数据治理，关键在于重塑数据治理的逻辑理路，以共享开放为原则实现理念变革、以整体性推动数据治理的组织变革、以统一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标准变革、以智能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技术变革，构建基于治理主体、治理流程、治理层次、治理机制的数据治理的行动框架，以数据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新医改的新时代与国家医疗保障局面临的新挑战

医疗保障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医改进入新时代,需求侧改革将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将走向去行政化。医保局面临三项重大挑战:第一,建立医保公共预算制度,通过筹资体制、给付结构、经办模式的重构,将既有的碎片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为以省为单位的单一付费者体系;第二,推动医保支付改革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从而加快重构医疗供给侧的激励结构,让医疗机构有更高的积极性为参保者提供性价比高的医药服务;第三,推动医药价格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医保局的建立及其在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所推动的改革,是医疗事业公共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将在医疗领域中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     

城市空间结构政府治理的优化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是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环节,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政府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双向度,更加易于实现公众对于有序城市空间结构的诉求。为此本文以协同创新、以人为本、生态导向为价值取向,以城市体系建设、城市有序扩张、土地集约利用、城乡空间联动为实现路径,以规划引导、用地控制、区划调整、产业政策、住房制度、经济刺激、设施建设为杠杆工具,系统地论述优化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政府治理。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职能是机构设置和机构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推动发展和维护安全是国家治理的两大职能，也是推进机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的两大因素；科学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构成推进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构建一个“对象-过程-主体”的风险防控分析框架，强调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瞄准以新兴重大风险为重点的全局性风险，坚持以风险监管为重点的全周期管理，坚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重点的全领域联动。运用该分析框架对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改革的重点目标是防控科技、金融、数据、政治、社会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新兴风险，重要任务是加强综合风险监管以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等问题，根本保证是以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公共管理创新的重大探索——对2023年机构改革的理论分析

202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九轮机构改革拉开帷幕。改革方案凸显了现代政府治理的本质要求,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在组织、职能、任务中做出制度性安排,将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战略目标落实到改革工作之中,推进科技体制、数字化建设、公共服务、民生保障、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结构优化和流程重塑,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机构改革在整体性治理与专业化管理、技术驱动与管理创新、地方先行与全面推进、战略目标与分步实施等辩证关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既有本国鲜明特色、又有国际经验借鉴,是中国式现代化公共管理的重大创新。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互构性承认——以北京市社会工作机构发展为例

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互动有重要的作用。结合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北京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互动过程是一种互构性承认——承认是互动的状态和结果,互构则是实现承认的方式。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嵌入性发展和互构性演化的宏观结构背景下,这种互构性承认具有如下特征:政府主导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逐渐走向自主性;互构性承认是在平和状态下进行的;互构性承认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现了由依赖政府让渡空间到在接受政府让渡空间的同时也适当拓展空间的演变;互构性承认具有阶段性、结构性;互构性承认是一种发展过程。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框架

审计全覆盖是新时期国家审计工作的战略目标。本文首先分析了审计全覆盖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得出审计全覆盖是我国国家治理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世界国家治理发展潮流的结论;然后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对审计全覆盖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从以资金为主线与以权力运行为主线相结合拓展政府审计范围、以协同审计创新国家审计运行机制、以治理目标导向创新国家审计模式、从职能分工授权拓展业务流程授权完善国家审计职权等方面研究了国家审计全覆盖的发展创新的若干问题,以期系统地为国家审计全覆盖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关系网络、“地方形象促进联盟”与城市基层治理

本文检视了当前中国城市基层行政体制变迁对社区治理的影响.由于单位体制的弱化,国家通过发起社区建设行动,重构了基层行政体系,并加强了街道办事处等社区行政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但这些基层政府机构工作目标也变得日益功利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和一些商业组织、上级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媒体等形成了非正式联盟,借以操控社区政治场域.这些联盟不但利用关系网络建立庇护关系,而且利用非正式网络对市民组织和普通居民施加种种限制和约束.该联盟对社区事务的操控影响了民众利益,引发了市民的不满和抵制,由此导致了社区治理衰败和“政权内卷化”.     

我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历程、重点和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组织制度、运行制度、工作制度改革创新的历程,分析了制度变迁在促进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开放透明、强化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然后阐述了新一届国务院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的重点领域,揭示了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在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经济和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内在逻辑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最后对下一步行政管理制度将围绕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数据科技应用、生态管理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创新作了展望。     

论政府供给型制度创新

政府是最大最主要的制度创新主体,政府提供制度创新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必要性。政府供给型制度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前者主要是宪政制度、法制体系、公共政策、产权制度的创新,后者主要是提供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培育伦理道德和社会信用等。政府供给型制度创新也存在着可能局限———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难以兼顾,有时维持或容忍低效甚至无效的制度安排;政府的制度供给与社会的制度需要相脱节;制度供给中的“制度寻租”或“制度腐败”;容易压抑社会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论信息化环境中政府治理变革的支持机制

在信息化环境中 ,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分别由开放型政府、市场化政府、企业化政府、电子化政府、标准化政府以及学习型政府等制度要素构成 ,这些制度要素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一系列支持机制。正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重要机制的支持下 ,政府组织才能实现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职能无限化到职能有限化、从自我中心到客户导向、从服务态度宣示型到服务能力建设型、从无质量体系管理到国际质量体系管理以及从“刚性”组织到“柔性”组织的变革 ,进而达到政府的善治目标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网络型服务治理

社会治理有多方面的含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层面是服务,这既包括对有需要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直接服务,也包括以改善他们的困境而进行的政策倡导。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其发挥治理功能的机制是网络型服务。社会工作机构要真正有效地发挥网络型服务治理功能,需要政府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工作机构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二者的良性互动将会促进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综论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科学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取决于纵向——中央-地方政府权力关系架构下的权责划分和横向——不同时代条件下政府属性及其行为取向这两个维度变量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学公共品理论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一个以地方层次上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的二维空间,以此作为中央-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的判断矩阵,并进一步简要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取向。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中央政府有同有异理应是主流政策取向。具体而言,省级政府可能最为接近中央政府的模式,地市级政府可能更偏向于因地制宜的模式,而县、乡级政府将趋于功能整合、部门精简,一如缩微版的大部制。     

共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合作行政治理

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逐渐积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并有隐性化趋势,面临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应纳入依法行政范围,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行政法规制,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两个方面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行政模式已成为时代治理的新趋势。应深化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建立共治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当代应用伦理学与中国应用伦理专业学科建设

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哲学门类人才培养格局，推动科学研究领域分化与重组，带来新一轮哲学研究生教育和学科专业建设的改革与创新。应用伦理专业有其特定问题域，是一种多元化策略决策系统。它不仅仅关注哲学、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也关注其他学科知识的应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特定伦理问题提供判断和决策。应用伦理专业应围绕职业伦理实践开展跨学科研究并培养从事职业伦理实践的专门人才，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应用伦理专业“三大体系”建设是核心价值引领、职业伦理治理、交叉学科教研、参与全球治理的“四维一体”工程。它以“人才培养”为主线，贯穿应用伦理专业学科体系建设；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指引应用伦理专业学术体系建设；以“自主知识”为素材，丰富应用伦理专业话语体系建设。     

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源探究

政府诚信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名与实相统一的理论基础、言与行相一致的管理基础、“民信”与“信民”相一致的行为基础。当前,我国政府在经济、执法、机关内部活动等方面普遍存在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作为政治委托人的公众自身存在着的诸如信息短缺、组织松散等外部因素;二是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和有限理性则构成政府诚信缺失的内部条件。     

透明政府构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透明政府应当是实现透明理念、透明制度和透明行为三者有机统一的政府,它存在着从法治走向德治的历史演变.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既有适应维护公民知情权、政府自身发展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一般动因,也有促进环境友好型公民、政府和社会发展的特殊动因.立足于透明政府构建的高度,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路径在于:树立以环境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环境信息公开理念;建设从法制走向德制为目标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形成以电子政府建设为重点的环境信息公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