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全真修真宫考

青州修真宫现存十六块碑刻,除去三块与道教无关和一块残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剩余十二块碑刻都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关于修真宫的信息.以修真宫现存碑刻与相关方志为主要史料,本文对修真宫的创建时间、宗派归属与历史兴衰进行了考察,最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元元统元年(1333)以前修真宫已经存在.其二,明大德至清嘉庆年间,修真宫一直由全真龙门派道士住持,清嘉庆年间开始转变为由全真嵛山派道士住持;且由修真宫的传承情况,推算出龙门派极有可能创派于元代中期.其三,修真宫为明清道教历史兴衰的缩影.     

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和730年墓碑考

(一)白寿彝教授1936年在《禹贡》发表了《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拓片(一)系伊斯兰教历707年墓碑铭(简称707年碑),白先生在附文中说:“碑文不甚可解”。拓片(二)系伊斯兰教历730年墓碑铭(简称730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附于后。白文不长,转录于下:“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     

易州龙兴观现存元明两代碑铭镌文传录补正

易州龙兴观,是封建时代中国北方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考察其历史变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道教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龙兴观遗址现存的《大元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碑补正《道家金石略》所录碑阴《龙兴观正一宗支图》之误、补足失录的“恒产”部分文字,并新传录明代《易州重修龙兴观碑铭》、《重建龙兴观功行之碑》的碑文。 王雪枝,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2008级博士研究生。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高良太清观碑》考释

正碑刻与碑文《高良太清观碑》是存于石碑王庄西坑塘北岸碑楼中的一通元代碑刻。石碑王庄属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位于牡丹区的东部、定陶区的北部,距牡丹区、定陶区均30公里。《高良太清观碑》坐东朝西,通高363厘米,其中碑首高95厘米,宽95厘米,厚33厘米;碑身高195厘米,宽95厘米,厚29厘米;碑的龟趺座长230厘米,宽100厘米,高63厘米。碑     

南山寺印公碑并非元碑

五台山南山寺的天王殿前立着一通青绿色石碑,碑额上雕龙戏珠,下有龟趺,石碑通高4.65米。碑身阴面镌刻: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承天护圣寺主持,前五台大万圣佑国寺主持、宝云、普门宗主、广慧妙树德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额题:光前裕后。碑文内容是记述弘教大师的生平和业绩。勒石时间为大元至元五年八月吉日,大万圣佑国寺主持智安立石。因此,人们认为此碑是元代石碑,距今已有656年的历史。人云纷纷,说此碑是五台山现存最早的一块元碑。 近日,我受省文物局古建研究所的委托,调查五台山的有关文物,就此碑作了重点调查核实。在抄录此碑的正、背两面的碑文时,发现正面碑文题为“钦差敕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值得注意的是额题系重建万人碑记,时间为“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年孟秋月朔日立”(即公元1883年)。与背面勒石时间晚544年。     

《朱仙镇清真寺遵行旧规》译介

正按:河南省朱仙镇清真寺南碑亭现存阿拉伯文《朱仙镇清真寺遵行旧规》碑,碑身高200cm,宽80cm,碑文创作于伊斯兰教历1111年(公元1699年),清嘉庆十年(1805年)刻立。此外,开封清真北大寺和临颍县繁城清真寺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阿拉伯文碑铭《计开十三件》和《遵古圣行—新刻古行碑记经文十三条》,分别刻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和同治六年(1867年)。《朱仙镇清真寺遵行旧规》主要记述了朱仙镇穆斯林遵行的教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文赏析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碑文笔力浑厚沉劲,体态方整,意态饱满,运用了隶书与楷书的特点,并使其相结合,让字看起来圆融流畅,而又有结实的支撑点。书写中欧阳询变画为点,为整碑的笔意增添了新的趣味性和观赏性,使作品别具一格。欧阳询书写《九成宫醴泉铭》时严格按照黄金比例斩斫,使碑文整体布白舒阔,字体宏厚庄重。《九成宫醴泉铭》被誉为“天下第一铭”。     

《□□神清宫记》校记

《□□神清宫记》碑,现存昆嵛山神清宫遗址内,碑高250厘米,宽105厘米,厚14厘米。碑石青绿,质地细密,扣之铮铮然发铜器声,当地人称之为“铜碑”。该碑碑文多泐,难以卒读,历代文献失载,今人或以为清牟平学政王庆霖之《重修烟霞洞三清宫记》(见曲言训《烟霞洞·全真教·七真人》,载《牟平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1999年5月,为了完成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笔者与唐忠成君进昆嵛山拓制古碑拓片,历时一月余,先后选拓昆嵛山内历代碑刻数十通,“铜碑”亦在其中。后在室内整理拓片资料时,发现该碑篆额为《□□神清宫记》,碑文正楷,共24行,行5…     

大元国师法旨碑年代补证

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是元代现存唯一一面藏汉双语国师法旨碑刻。此碑单以辰属纪年的立碑年代引后世学者对其诸多考证,分别有沙畹、王尧、祖生利、中村淳的1341年说,冯承钧、蔡美彪的1305年说,常凤玄的1365年说,清代金棨《泰山志》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不确定年代之说。碑文落款蛇年与定岩长老是判定年代的两个依据。通过灵岩寺墓塔林所立的《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可以推知定岩1335-1348年间住持灵岩寺,据此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文章首次提出定岩长老住持年代的下限,从而补证沙畹等人主张的1341年立碑之说。     

福建莆田元妙观与《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考析

文章主要基于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了福建莆田元妙观的历史源流、所藏碑刻及其社会影响。指出:莆田元妙观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经历代的不断修缮扩建,至明清时期已是一座"三殿宏丽,甲于八郡"的著名道教圣地。观内保存的宋徽宗御制御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较海南《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保存完整、石质上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见于金石著录的字数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宋徽宗瘦金体碑刻。莆田元妙观道士与明代林兆恩所创的三一教有关联,同时也与莆田地方社会士绅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教《修真图》版本系统及流传情况

道教内丹图谱《修真图》的创作与流传情况均存在许多疑问.近年新发现多种《修真图》版本,据其跋文可以梳理出清代至民国时期《修真图》的流传脉络.综合《修真图》跋文与图文资料分析,四川青羊宫二仙庵本早于白云观、武当山及三元宫等诸本,是《修真图》的祖本,其刊刻者可能是二仙庵首任住持陈清觉.     

真大道教史料钩沉

陈垣先生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与金元北方道教之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陈智超先生于80年代有两文论真大道教史实,光绍乃祖,创获甚多。笔者最近在阅读方志时又偶拾若干零碎材料,奈何于金元史料绝少涉猎,不能望二位先生之项背,借《中国道教》公诸同人,望有益于道门内外之研究。真大道五祖郦希诚为宗门中兴人物。其事迹可见《道家金石略》收录的1278年《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和1291年房山《重修隆阳宫碑》。袁国藩先生由清末《畿辅通志》发现延庆州《重修天居观碑》,仅有少许文字。我从天一阁藏嘉靖《隆庆州志》中发现碑文,题为《天成观碑…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以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说明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其成功之处就在于自觉强调政治认同、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积极吸纳中华文化。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作为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印证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诸多特点及传统的形成,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西堂智藏 生卒年考

西堂智藏为马祖道一最重要的门人之一,在中国禅宗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不少新罗门人,法流东国,化及海外,对于中国禅宗的对外传播和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很大。智藏生卒年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指出其生卒当以唐技《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为准,并依据其新罗门人寂忍慧彻之碑文对此进行了论证。     

石堂山普济宫

石堂山普济宫位于河南省内乡县乍岖乡白杨村。石堂山海拔460米,因山腰有洞状如石堂而得名。普济宫座落在山东麓之坳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周围秀竹环绕,林木葱郁,泉水四季长流,风景宜人。普济宫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始终香火缭绕,游客不断。根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明、清、民     

道教碑文的修辞与语篇建构

道教碑文包括碑传、碑记、碑铭、题辞、摩崖等等,既有史传征实之强,又兼文辞精美之善.目前对道教碑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拓片的整理与研究、源流考辨、版本校勘等方面.对碑文中富有鲜明道教语体功能的修辞套式,以及道教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叙事结构上的修辞模式等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运用修辞结构理论和语料库语言 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构成或制约道教碑文语体特征实现的修辞模式.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

正《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它是世界基督教史上的     

论六朝士人佛教放生的实践、精神追求及放生文体的历时演进——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说起

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放生建碑肇始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以下简称《放生碑》),后世还有颜真卿《放生池碑》、刘筠《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张端《放生池碑》等。《放生碑》对六朝以降放生碑、记与其他诸文体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放生碑》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佛教放生、宗教民俗、动物保护等领域。然而,在此之中,《放生碑》多以文献例证的形式出现,用以说明当时已经出现放生现象,一些认识甚至存在讹误。[1]这表明对于《放生碑》的理解尚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