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译经策略

中国佛教在翻译佛经时曾经采用过同化与立异两种策略。同化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早期译经家在人地两疏状况下的无奈选择;而立异于中国文化以恢复印度佛经的本义,则是译经家们在人地两熟后的理想和追求。但佛经的流行程度,却非取决于译经家的意愿和声名,而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佛教在异质文化中的适应能力与中国传统转化外来文化的智慧,在译经策略上获得了充分的体现。     

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之特点分析

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形成了河西两大译经集团，河西僧侣多人多次担任佛经主译，译经风格以直译为主要特征，所译佛经几乎囊括了佛教各部类基本经典。河西佛经翻译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正>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无数中土僧人为求取真经,穿越茫茫沙漠,舍生忘死前往西方,也有无数异域僧人为弘化佛法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据记载,从汉明帝时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到洛阳,翻译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至汉桓帝时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到洛阳译经,到昙柯迦罗、昙无谛开中国佛教戒法之传承,为中国早期佛学流布奠定基础,为佛法的长远弘传规整戒律,继之其后,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使佛法大放光华,其译经和佛学成就尤为伟大,堪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译经大师之一。     

吐蕃时代佛经翻译考辨

本文依据大量的藏汉史料,详细考证了吐蕃时代从松赞干布到热巴坚西藏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松赞干布之世虽有佛经译出,但并未流传于世的原因.至于赤德祖赞时期,藏文史料虽记载有汉文佛经的译出,但这实际上是将后世的史实前提了.赤松德赞时期和热巴坚时代是吐蕃译经的高峰,文中不仅叙述其基础概况,而且对参与译经的异域人士如克什米尔的阿年达、突厥人吾比夏等进行了介绍,对热巴坚时代的厘定译语也进行了重点叙述.     

从梵汉对勘看《金刚经》菩提流支重译本的异化特征

《金刚经》现存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笈多、玄奘和真谛等六种汉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是《金刚经》的第一个重译本。因为有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位译经巨匠的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被看作是与鸠摩罗什差异不大而无新意的译作。但通过梵汉对勘与同经异译的比较可知,鸠摩罗什译本表现出明显的归化翻译特征,菩提流支的译本则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异化翻译特征,在翻译上尊重佛经原典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保存了印度文化的特征,务求译出与佛教教义及礼俗相关的内容。菩提流支译本已经对鸠摩罗什的归化翻译方法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得到了玄奘的认可与承继。     

佛经翻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

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翻译思想史、理论史的肇始。佛经翻译中的译者、译著、译场和译论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项目,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产生的思想和理论萌芽对中国翻译学科的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     

佛经翻译文本的文学性研究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学是双向式互相影响的。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型: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翻译影响文学。佛经翻译文学指佛经翻译文本中包含着文学成分和文学因素,尽管它主要是宗教经典而不是文学作品。它也被称为佛教文学,主要是印度宗教思想的体现,可能受到印度民间文学以及当时文人文学的影响。     

义净与那烂陀寺

义净是唐代著名高僧。他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从印度带回佛经四百部、五十余万颂;晚年不惮苦劳,传译佛经,一生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二十九卷。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继玄奘之后最伟大的翻译家,被誉为是我国西行求法运动的殿军人物。     

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虽不通梵语,但他整理考校旧译佛经,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功不可没。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也为后世佛经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提起佛经的汉译,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唐僧”——玄奘了。不过大家还应该了解,远在唐朝以前的东晋及十六国时期还有一位伟大的佛教学者、译经大师,在佛经汉译、佛教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上做出过划时代的杰出贡献,那就是鸠摩罗什法师。     

藏文版大藏经概述

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命大臣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族就开始了梵、汉、于阗等文的佛经翻译。到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热巴巾执政时,吐蕃的佛经翻译、整理、编目达到了高潮。吐蕃王朝不仅在王宫和桑耶寺专门设立译场,礼聘译师３５０多人,译出佛典４４００多部;同时还编辑出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秦浦》、《庞塘》和《登迦》三大佛经目录。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以手抄本为主,有的写在桦树皮上,有的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但大多数是书写在特制的藏纸上。这一时期还没有编纂出相对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大约在十三世纪中期夏鲁派高僧布顿大…     

《药师经》梵、藏、汉对勘研究

本文通过梵、藏、汉多文本对勘的方法考察《药师经》,提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汉译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在译文中加入印度原典中不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承袭自前人译本,有的是玄奘依据上下文所撰;其二是汉译是参考多个梵文写本后综合其义做出取舍的结果;其三则是汉译为了使内容更适合本地读者的需求,表述上更符合中国习俗,会对一些词语的翻译做出处理,使其更为"中国化"。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对勘研究和汉译佛经研究方面的两点思考,即参考多个写本的必要和对玄奘译经的多角度检视。     

五台山学构建之翻译研究视角

翻译研究作为五台山学构建的一种跨学科视角有很大地延展空间。五台山文化翻译研究包括以翻译史研究方法研究五台山相关经典的翻译历程,以译者研究视角关注五台山历代译经大师,从翻译批评视角研究五台山经论体系中的翻译批评策略,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研究五台山对民族译经的影响,以文化交流与外宣为目的研究五台山文化海外传播策略等。     

修复玉华寺缘起

片石勒银钩,象教赖不堕;虽失天人师,犹留金刚座。想见翻经手,磨勘往复过;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这首诗,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于１９６４年在分赠给参加玄奘法师逝世１３００周年国际法会各国代表的金刚座拓片上题写的。诗中表达了对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崇敬和怀念。金刚座所在之所,即中国陕西铜川玉华寺遗址。玉华寺,大唐王朝时曾为三藏法师玄奘翻译佛经之道场。显庆四年(６５９),玄奘法师为重译《大般若经》,经高宗批准,亲率门徒高僧前往玉华寺。玄奘法师从印度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经论７５部,总计１３３５卷,平均每年译经７０…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文殊经典翻译史略述

文殊经典翻译是文殊信仰传播的根本依据,把文殊经典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研究文殊信仰意义重大。从中古译经史来看,文殊经典译出的时间最早,以文殊命名的经典最多、国家赞助翻译文殊经典最盛、多语言文殊经典重译流布影响最广。     

佛教典籍纵横谈

佛经自东汉传入我国,版本众多,内容丰富。在我国古代文化艺苑中,放出瑰丽的色彩。试为纵横之说,冀收献曝之功。尚盼读者诸君有以教之。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是汉明帝永平十年(67)遣使者往大月支国求取佛经,迎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东来,于洛阳白马寺译出,“是为中国译经之祖”(见《大唐内典录》卷一)。全经仿老子《道德经》形式,概括佛陀重要言教成四十二章,是佛弟子摄身修心的一部宝训。也有人认为此经是摘录《阿含经》语句编辑而成。但《四十二     

韩国近代禅僧诠释华严学的特点——以龙城禅师的佛经翻译为中心

本文联系朝鲜后期佛教教学及译经出版情况,探讨韩国近代禅僧翻译、诠释华严学的特点。朝鲜时代佛教教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华严教学。18世纪《华严经疏钞》的刊行使华严学一度复兴,华严大家辈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华严教学一直处于"禅教两宗"体制下的禅宗影响中。华严大讲伯都是禅师出身,正是他们主导了朝鲜后期的华严教学。到了近代日本强占时期,华严教学沉滞,佛经的翻译出版无形中延续了华严教学,而此时译经的主体大部分仍是禅僧。实际上,禅师们的修行实践经验对他们理解教学理论是有着很大影响的。禅师们是以禅宗的修行观为基础理解华严学的,具有"以禅释教"倾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以禅宗为主的"禅教两宗"体制下,"以禅释教"是朝鲜后期至近代诠释华严学的主旋律。     

作为神学争论和政治考量的圣经翻译活动——Douai-Rheim Bible介绍

"圣经翻译"似乎是现代社会中一项"不为普通信众所知"的教会事工。但事实上,圣经翻译的工作哪怕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社会里,也仍然牵涉到许多相关因素,比如说译经者群体对目标语的文化上的理解(汉译圣经曾经就"神"和"上帝"、"浸礼"和"洗礼"词汇的选择和使用而出现争论和协商)、译经使用的源本、译经活动的旨趣等等。16-17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和教会工作,甚而至于在历史事件表面看起来,其中政治考量和神学"斗争"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圣经翻译"成了新教和反改教的天主教双方互相争斗的场域。那么"杜埃版圣经"的翻译策略和操控因素就很值得进行探讨。     

中国佛经翻译理论概观

中国历代的译经大师,不但将汗牛充栋的印度佛教经典陆续译成汉文,创造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而且在译经过程中还善于总结经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只是散见于各个时期所出经论的序文跋语里,但大多简明扼要,论点鲜明,切合实用,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与概括能力。汉文“翻译”一词即出于译经大师之言。赞宁《宋高僧传》释“翻”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