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对乡村纠纷过程的影响——基于CGSS的法社会学研究

后乡土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6CGSS调查结果显示,乡村纠纷的整体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土地征用和基层选举纠纷尤为突出,表明城镇化扩张和现代权威的渗透正打破乡村内部的均衡.乡村纠纷解决或秩序构成机制则从乡土性向后乡土性转型,即从礼俗化转向行政化和法制化.乡村社会虽具"强关系"特点,但关系网络对纠纷过程其实影响并不显著,官方正义系统的可接近性高低可能对人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影响更大.     

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环境状况的整体恶化,环境抗争行动的多发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官方披露的资料表明,1990年代后期以降全国每年发生的"环境纠纷"达十多万起,其中包括数量不明但增加显著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据说在1995-2005年间并平均增加28%以上.如果说纠纷中的一方实际上是在进行维护自我权益的抗议行动,那么可以断定,中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抗争行动的数量非常惊人.     

现代中国家庭的伦理失依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重力量以磅礴之势,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实体与伦理逻辑,家庭作为"整个的个体"遭遇了最为严峻的伦理挑战,家庭实体性地位的消解将对中国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中国家庭正在遭遇两股解构力量:外部传统的伦理支持系统趋于崩解,家庭遭遇种种裂变风险;家庭成员在公民认同中潜在的精神蜕变风险:"贫民—贱民—暴民",则从内部瓦解家庭的精神同一性。恪守权力与公共财富作为伦理普遍物的精神本性,构建新的伦理实体是现代中国家庭发展的伦理精神战略。     

普遍性的寻求——马克思与康德的一种可能的对话

社会批判理论对普遍性权威的消解已经濒临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危及自身所追求的自由与解放这些根本价值的边缘.面对"普遍性"日益遭遇虚无化、问题化和游戏化,价值的虚无、规范的瓦解境况,鲍曼谈到,"在今天,任何真正的解放,它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1].     

社会控制系统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社会是由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无数个人的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的有序性统一起来,亦即对个人行动的社会控制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所谓社会控制就是运用社会的力量对个人的活动、行为实行调节,以保证社会机体     

试分析当前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空气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污染,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居民的身体健康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状况进行原因分析,继而探索出治理城市空气治理的策略。     

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

基于累积风险框架,检验个人素质和社会互动在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影响青少内化问题上的相对贡献以及中介作用。751名青少年完成Achenbach青少年自评量表、自我效能感问卷、感恩问卷、个人主动性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测试以及累积家庭风险问卷。结果发现: (1)个人素质与社会互动在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过程中起着平行中介作用;(2)社会互动的间接效应大于个人素质的间接效应;(3)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对内化问题存在直接影响。个人素质和社会互动在家庭早期风险影响内化问题的内在过程并非相互竞争,而是作为一种平行中介在运作。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影响内化问题的内在作用。     

以心代理：明代道德权威的缺失

道德权威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是合二而一的,并通过王权合法性问题而展现出来.道德权威的确立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的"以心代理"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道德生活的混乱与失序的重要原因.     

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

本文在对以往关于中国人社会行动(行为)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结构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与"事"是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并从基本关系、问题性质、责任结构、共事经验四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本文将时间视角引入对问题的分析,指出上述四个角度都具有时间的性质,从而提出"多元嵌套结构"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最后形成关系-问题-责任-经验四位一体的影响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理论模型.     

犯罪预防与联校社会工作发展

缘起于青少年犯罪预防、由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主导、立足社区联结学校的上海联校社会工作服务不失为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创新探索,其不仅增进了青少年学生的亲社会联结,而且促进了家庭、学校与社区和社会的协作。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亦遭遇到教育行政壁垒、社会工作标签化及社会力量挑战等困境。为可持续与创新性发展,需立足社会教育,以社会治理和家庭教育为契机寻求联校社会工作制度的突破;立足社区分类联结,重点联接职业学校和特殊学校;避免强嵌,选择从影响学生到影响教师和家长的策略转向。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一污染"关系.但在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变食物来源等办法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家庭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重视。本文分析了“家庭因素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的现象与问题,发现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形成与职业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影响。应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建议家庭在合理范围内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而国家和社会应致力于公平就业环境的塑造,使家庭因素在合理、可控范围内发挥作用。     

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

社会记忆问题开始出现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 ,但哲学界对此触及甚少。本文力图综述已有成果 ,并略呈粗浅之见 ,以求凤鸣。一、问题的提出个体记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是社会存在物 ,个人与社会相互映现 ,社会生产个人 ,个人也生产社会。那么 ,有无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有何意义 ?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 ,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 ,从中汲取力量 ,树立信心 ,形成凝聚力。而且这种记忆的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事而异 ,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 ,或者…     

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它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和个人思想在梁启超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而中国化或中国近代化了自由从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集体性质的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范畴,由主要是个人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和群体自由的概念.     

从社会现实的观点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变迁

为了正确理解当代中国诸上层建筑领域——法、政治、道德等建设的任务和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观点去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定性质和时代变迁。主观意识的观点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应当"和"外部反思",而社会现实的观点则要求把诸上层领域的本质性归结为特定的社会现实,归结为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实在主体"。社会现实的观点首先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相联系。从真正现实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以原子个人(由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统治所造成)为前提;与此不同,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乃是区别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社会",而且其现代变迁并不趋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因而并不归结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原子个人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而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正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及其现代变迁,才可能正确地揭示其诸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     

权威的规范性间隙

规范性是指"休谟法则"中"应然"的广阔领域。将规范性和行动联结起来的关键点就是理由,而理由有着不同的类型。权威试图给予行动主体理由来指引行动,但是这面临着权威悖论的问题。权威悖论可以通过规范性间隙得到解决,权威的规范性间隙包括从事实权力到事实权威的间隙以及从事实权威到合法权威的间隙。规范性间隙影响行动主体的实践推理,一端是基于审慎原则的推理,另一端是基于理由的推理,只有后者具有规范性。对于既存的制度性权威,需要通过增进其道德性获得规范性。     

论管理权威

传统的权力观认为,有权就有威,以权树威,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会导致权力的异化。因此,为了克服权力的异化现象,提高管理效率,最终实现管理价值,现代管理者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用权方式,真正树立起被管理客体认同的管理权威。管理权威的实质是指管理者拥有的岗位权力和个人威望的有机整合,是以精神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等使人信服的威望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赋予的权力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思想、行动的一种支配力量。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文化自觉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本质上体现了文化自觉。宗教中国化既是特殊问题,又是普遍问题。费孝通提出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三个维度,在探索"宗教中国化"时非常有启发性。文化自觉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一种意识更是一个进程。通过集体的自觉与行动,使我国宗教在政治认同、文化整合与社会适应三个维度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村落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传统与特征

"共同体"与"社区"本是同一词,知名于滕尼斯"社会"与"共同体"的二元划分。城乡"社区"概念与社会的现代化理性化进程有关,那么在经典研究中,与现代社会对立的"社区"和"共同体",到底具有何种性质,又体现出哪些特征?与今天的城乡"社区"有何种联系?本文首先回到共同体的经典研究,从中提炼了共同体性质的两个核心特征:协作动机、协作边界。接着分析对比了村落共同体研究的三个理论传统,它们因强调特征不同而产生了共同体性质的判断差异,而村落历史可以解释这种差异背后的潜在预设。居民自治的本质就是协作,缩小民生需求的协作边界,将家庭作为创制政策的起点,并且创造和营造产生道义性和社会性协作动机的社会环境是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一条途径。     

关于出生缺陷临床干预的决策与思考

出生缺陷是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同时还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了精神、道义负担以及痛苦。在其临床干预的决策上临床医生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1)丰富相关知识,把握科技发展动态,努力提高产前诊断正确率并对病人进行科学的引导;(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尊重个人意愿;(3)尊重医学伦理学的同时尊重国情。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其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损失,同时消除医患纠纷,创造和谐的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