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公平税负与乡村组织建设

本文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定价和乡村组织结构方面讨论公平税负问题。改变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 ,通过竞标发现公共物品的适当价格 ,进而成为居民选择生产商的依据 ,是实现公平税负的根本途径。另外 ,在组织建设上 ,削减行政机构及其冗员 ,强化乡村居民自治组织 ,形成公共物品的外部治理机制 ,是发现公共物品价格和公平税负的根本保证     

论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

在我国农村,农民对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是由政府承担,特别是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总体上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公共物品却供给过剩.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单一的政府供给体制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应当探寻其他方式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此,笔者提出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分析其可行的模式,并就如何激励农村公共物品的民间提供提出几点建议.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表现形式上,中世纪的行会是一种职业性和专门化的工商组织,因此,国内学界的主流研究大都聚焦行会的经济职能,并将其纳入经济史的视域来分析和讨论。但问题是,即便在经济领域,中世纪的行会规章也表现出限制自由竞争的保守特征,所以,仅仅以是否提升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或驱动市场经济规模扩张论功过,就只能对行会的作用给出否定性评价。这显然是片面的。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以安全和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有严重缺口,因而,行会如何扮演"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才更加关乎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就此而论,开启一个政治社会学视野,将中世纪行会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加以考察,乃准确把握其历史方位及镜鉴价值的关键所在。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化自性与圈层整合:公共文化建设的乡村本位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关系到乡村秩序重建的重大议题。在经济分化的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带来村庄公共文化的圈层化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价值异化和底层个体化闲暇的新特征。在公共文化供给中,土生土长的内生文化被错误定位而难以发挥现代性活力,政府与市场推动的输入型文化则存在时空错位的矛盾冲突。本研究通过对农村公共文化发生的结构基础与供给模式的双重考察,提出以纵向阶层互动式的多元组织为载体,村庄精英为承接主体,内在文化基因与外部输入资源相互联动的文化再造新模式,旨在以乡村本位的视角推动公共文化建设,探索乡村秩序重建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毛泽东基于“组织起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蕴含着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目标,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础上制定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全面布局,也是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和计划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这种以"组织起来"为核心、农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布局包括三方面:1.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2.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全面治理;3.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质在于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农村的属地全面治理,《纲要》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目标、途径和总体布局。     

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

公共空间是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最早由社会学专家提出并主要应用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近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从乡村公共空间概念的形成到其社会学、规划学二元概念的发展入手,综合分析近年来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与研究局限性,并提出基于具体工具与指标开发的研究大方向,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开展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