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的变化: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

中国佛教方志是复杂的融合体,它既具有强烈的佛教文化情结,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其中尤以传统史学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从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与分期、传统史学对中国佛教方志的影响、传统史家对中国佛教方志的态度三方面探讨传统史学与中国佛教方志发展之间的关系。     

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

<正> 这几年,史学理论的研究气氛相当浓厚,这是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表现。论者往往多从西方近代史学观点的评介中得到启示,从而展开自己的理论阐述,这是改革开放的国策给史界带来的盎然生机。不过,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中,从中国传统史学的探讨中做出理论概括者却为数不多。我并非坚持中国事事皆“古已有之”的观点,但绝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也许我们的史学理论家不屑于光顾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也许我们的史学家不善于做理论的探讨,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深入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

作为同时活跃于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史坛的两个史学流派 ,禹贡派和食货派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顾颉刚与陶希圣二人有着共同的学术主张 ,都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 ,《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均贯彻着这一认识 ;禹贡派和食货派之间保持着学术上的往来 ,有合作也有竞争。这种学术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3 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 ,它是一代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     

口述历史与近当代中国佛教研究

将口述历史与近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相结合,并非近年的创举。就口述历史的方法论优势而言,此一结合却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在简要辨析"口述历史""口述史料"概念,以及口述史学自身利弊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回顾了现有佛教口述史料及其在佛教研究中的应用。将口述历史运用到近当代佛教研究中固有一定局限,若能克服困难,却无疑将在横向描述和纵向诠释、微观研究和宏观探讨层面发挥其优势,从而为我们带来不可或缺的新史料、新问题和新观念。     

研究朱熹史学思想的一部开拓之作──评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

朱熹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学问博大精深，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考据学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造诣极深，被后人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近十多年来，朱子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多偏重于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其史学思想涉及较少。汤勤福博士钻研朱熹史学思想近２０年，著成《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成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朱熹的史学思想、从而确定其在中国史学史上…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

在20世纪《周易》历史学研究领域,闻一多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周易新论》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时代背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是关于《周易》用字的分韵长编,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解释方面的资料准备。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史料学基本体系和内容。同时,由于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追求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对《周易》符号学、《周易》解释学、《周易》语义学和《周易》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开皇乐议中"并戾"问题研究述评

并戾"问题实出自于<隋书·音乐志>中的"开皇乐议",其中隋代音乐理论家郑译论乐时的话,一直是音乐史学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段极其重要而又诸多分歧的资料中,由于史料自身叙述简略、文字错讹等客观原因,再加上解读者认识问题的角度、倾向等主观因素,使得"并戾"这个谜团变得更加费力难解.于是,后世学者在对此疑团解谜的过程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种.     

印光法师一批书信手稿在京发现

本刊讯印光法师在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中期,与著名佛教学者徐蔚如居士的书信手稿,最近在徐居士的外甥张叔文先生家的藏书中发现.这批书信手稿共有十五封信,约一万三千多字,大部分内容未经发表,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另有印光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给其皈依弟子何希净(雅南)居士的书信手稿一篇,系由何希净的后人提供.     

从“史学”到“实学”——试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实证主义转向及其表现

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以史学为主流,虽以传统史学的文献考据为主,但已受到实学的经世致用与西学的实证精神浸染。自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将这种实证精神发扬光大,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文献考证,更关注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考证,从史学中发展出实证之学。这种实证主义转向既表现为重兴-繁荣时期的实地调查,也表现为发展-转型时期以来无论在研究方法、研究宗旨,还是学科依托上都有所突破的田野调查。     

今传王弼本《老子》分篇分章源流考

《老子》书大致从战国晚期就开始以道经为上篇、德经为下篇,到王弼为《老子》作注时,《老子》的篇次和章句划分应该初步稳定。唐陆德明采用王弼注为《老子》作音义,并以道、德作为上、下篇题,以后又经历了长时期的流传变化,至明代后期或清代,今传王弼本的篇章结构逐渐固定下来。     

明清商人伦理形成之内在冲突及其特征

明清商人在传统儒家伦理化和制度歧视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自己内在的心理冲突,正是这种内在冲突促使明清商人形成了其特有的伦理特点及其伦理的历史命运,这对当前中国转型期间的经济伦理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王树楠对管子思想的解读和阐发

晚清时期,面对着中国社会的危机,管子思想倡导的富国强兵理念成为人们救时之良策。以王树楠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对管子思想进行重新进行解读和认知,在“尊王变法”、“商战攘夷”、“兴商富国”等方面赋予管子思想新时代的内涵。     

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

有清一代,《管子》校勘领域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三代学人,秉持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致力于《管子》校雠事业,为后世的管子研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故对这一学术系谱进行考察,既可认清其在管子研究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中之地位,亦能借此个案了解清代子书校勘之命运。     

论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管仲的评价

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对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曾给予全面且较高的评价。王世贞关注管仲,与当时朱明王朝取代蒙元政权关系密切,还与王世贞曾在青州任职有关。王世贞的治史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影响。通过分析王世贞对管仲的评价,可以明晰王世贞的治史特点,并为分析明代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提供佐证。     

认识检验之旅——中国古代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的思想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先秦及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已经有了把感觉经验和行为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标准的思想;古代唯心主义思想家则坚持无客观标准论,他们要么直接坚持主观标准论,要么认为根本无是非标准可言;宋、明、清时期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提出并坚持以客观事物或事实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此不同,王廷相、王夫之、颜元等人则提出“行”标准说,这种颇具光辉的哲学思想,使中国古代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思想的探讨大大前进了一步。     

论清代家庭道德生活

清代家庭的同居共财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清代人的基本家庭道德观念和根本的道德选择就是以家庭利益和家庭和谐为目的。在清代人看来,家庭利益的保证就是重视忠孝,家庭和谐的前提就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和长幼关系。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友弟恭、长幼互爱的道德原则并未被清代人所严格地遵循,清代家庭道德生活出现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新现象。     

论张积中的三教观

自魏晋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末太谷学派作为流传于民间的一个学术派别,其三教观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学派北宗传人张积中在山东肥城黄崖山聚徒讲学近十年,门人弟子遍及山左,现存遗著十九种,为太谷二传弟子中著述最多者。从张积中的三教观来看,他并非倡导三教合一,其三教观的核心是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基本理念,同时汲取佛道思想来完善其理论体系的太谷圣功之学,当属宋明"新儒家"思想在民间进行儒学传播的新尝试。     

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清代理学的特点

The lixue 理学 (learning of the Neo-Confucian principles) of the Qing Dynasty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lixue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but it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re was no primary direction and core train of ideas. Second, there was no creativity and the emphasis was made on ethics. Thir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lixue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partly resisting and partly integrating with the latter. Fourth, the tradition of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co-existed and had disputes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ranslated by Huang Deyuan from Shixue Jikan 史学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n History Studies), 2005, (3): 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