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作为德性的象征

如果说《判断力批判》的两个重要任务——论证审美自律与连接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体系性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那么"美作为德性的象征"的命题恰好处于这种张力的节点之上.一方面,美的象征性必须以审美自律为前提;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美成为从自然到自由过渡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命题,学界存在不少误解,或将审美理念与美的象征性混淆,或未精准说明象征的方式,或无法确定象征命题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功能.消除这些误解,首先要澄清"象征"一词在康德哲学中的功能(对理念的感性展示)和运作方式(对反思规则的类比),美对德性的象征才能被确定为审美反思和道德意向中主体内心结构的类似性——无涉感性关切的纯粹性和自我立法的主动性,或者说是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美对道德的象征不仅要与审美理念区分开来,也不能建立于超感性基底之上.通过形式性的象征关系,美与道德不仅在经验人类学意义上互相促进,而且在先验层面,美得以展望理知之物,成为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品格教育中榜样示范的问题与回应——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论为考量视角

榜样示范作为品格教育的重要教学策略,在教育哲学意义上主要存在两类问题,即"如何激发教育对象模仿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和"榜样示范教育应教什么"的实质性道德问题。"模仿"是"榜样示范"中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一种蕴含情感、意动、认知及行为要素的情感美德。因此,在品格教育"榜样示范"的过程中,要避免仅止于对榜样的行为模仿及类推性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更要重视所要学习模仿的道德品质独立性问题,化解"模仿者"对榜样无知顺从的困境。从实践角度看,应从多方面审视和改善品格教育的"榜样示范"问题:加强教师对于自身作为行为榜样的反思;要确认榜样必须具有真实性特质;从"道德成熟"标准确保榜样与学生存在的德性位势差,强化德性内驱;创设道德情境,加强学生对榜样的心理认同感;培养道德能动性,促进学生道德层面的知行转化。     

康德实践哲学的义理构建及其逻辑跳跃

康德的实践哲学具有一个完整的义理系统,贯穿其道德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等,从本体与现象的绝对划分开始,为绝对的道德价值在理性世界确定其先天来源,开出法权学说和美德学说,在经验世界中考察人的自然禀赋在符合理性理念的政治国家中如何发展到与理性的自主运用相互协调的状态,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整体地道德化的无穷的进程。由于缺少物质实践的观念,其义理系统中也存在逻辑跳跃。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

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趋势特点。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下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和趋势影响了具体学科的研究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基点、研究内容和方法。"人之主体性"的研究基点、哲学人类学的方法特色、存在主义的伦理阐释方式、对道德主体的价值定位、对道德精神史的认知、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新矛盾的判断等奠定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存在主义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基础。存在主义人类学既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的方法,又是线索。历史逻辑与主体认知相结合的方法,是将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规律与主体观念结合在一起论证道德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基本方法,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原则。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从人的角度出发,突出人和人的主观性之研究特点日渐突出:它反映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认识中,呈现在当代俄罗斯伦理学家的研究内容里,还表现在对未来发展的道德预测中……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哲学视野中的人类及其未来──读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

近读韩民青同志撰写的《当代哲学人类学》（四卷本，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感到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类学研究的有益尝试。现谈以下几点想法和看法。１．哲学人类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和分支。但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哲学人类学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来看待。近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哲学人类学具有自身特定的对象和内容而不同于其它哲学门类，人们这才又从起初介绍西方哲学人类学成果转而展开自身的研究工作。人们在研究中又进一步发现，在哲学人类学的创立中，马克思恩格斯…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中国哲学与人:传统哲学人类学思想及其启示

重新解释那些在中国哲学中属于过去的人对人的纯思，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尽管学派不同，观点有异，但都试图以特定的方式建立某种关于人的本体论结构，提出了花样繁多、走向不一的哲学人类学思想。道德人类学人是一个道德存在，有无道德被看作人与非人的临界点，这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信条，也是贯通中国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主导观念之一。儒家对道德的重视向来没有疑问，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伦理的层面上去理解和阐释。事实上，他们已经把道德视为人的类本质，包含着对人的本体论纯思，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人…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师德修炼的内省—反思机理

教师作为师德主体,只有通过对规范的领悟反思、理性认识和心灵对话,在心目中牢固树立道德理念,方可生成浓烈的道德情感并自觉地将道德理念付诸实践,实现道德理念与道德践行的统一,从而根本摒弃道德伪善与虚假,还原道德的本真,最终实现道德修炼的理性超越。内省—反思机理奠定了未来师德建设的理性基础,对于改变师德建设中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相分离的现状有着积极的意义。     

“存在”(Being)之伦理向度——列维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作为他所要批评的对象,特别是其将认知作为思维之主导活动的做法。通过分析列维纳斯对西方传统中的"第一哲学"的颠覆和重构以及构成他对此批判的核心对象的自我之反思同一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的讨论,可以解释列维纳斯自己之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哲学"是如何与存在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的。     

心理发展视角下的道德自律:本质与实现条件

从康德的道德自律论到心理学家对道德自律问题的关注实现了一次由形而上的哲学构架到形而下的经验研究的转化。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家从心理发展尤其是认知发展的视角提出,个体道德的发展要经历一个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他律是较低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自律是较高级的道德阶段或类型;评定一个人是否自律应以其道德判断作为依据,由此涉及自律的标准问题。在实践层面,鉴于自律者具有可靠性、理性反思和意志力的特点,因而实现自律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在于主体拥有良心、一定的道德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意志品格。     

哲学的“中道”与思想风险的规避

<正>一、哲学的"两面性"及其思想风险哲学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扇面",包含着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而高远的憧憬和追求,于是,以哲学为志业的哲学家们自然会把自身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对象化和投射到哲学上,认为哲学具有毋需反思的美好甚至"神圣"的价值和品格。这种对哲学的自我理解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然而,当人们沉浸在对哲学的自我陶醉之中时,往往容易遗忘哲学的另一面,那就是它所蕴含的思想风险以及为此所应承担的重大思想责任。自觉地反思哲学的思想风险及其思想责任,对于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提升哲学的自觉意识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问题的反思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深层心理动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根本批判,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解放和个人的真正自由;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的哲学理念与哲学精神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前在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实践与理论的失误作出批判性地反思;实际上,２０年来的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走上了通过反思历史而建构未来的哲学路途,并且获得了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符合时代潮流且具有时代特点的许多重要突破,突破的深刻根源和基本动力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市…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