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道德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身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价值理念与实践交融、冲突中的现代人,生存与生活实践中,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伦理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判断所导致的诸多困境和悖论性难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道德主体人格同一性的畸变和丧失。着眼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全的道德自我,对照境界性生存意义上的成人目标,具体的应对路径和策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具体生活情境,还原现代性道德自我实践的本真意蕴;二是依托制度理性及其现代伦理生活共同体,提供优良、健全的道德人格重建合理场域。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试论我国传统生死观的现代生命伦理效应

我国传统生死观念深刻影响着公众在对待生命伦理问题时的道德态度和伦理选择,在梳理我国传统生死观念基础上,从生命现、知情同意、临终关怀三个角度思考了传统生死观念对现代生命伦理问题的现实效应,指出对传统死亡观念的提升和转换将有助于生命伦理的实践和发展.     

试论我国传统生死观的现代生命伦理效应

我国传统生死观念深刻影响着公众在对待生命伦理问题时的道德态度和伦理选择,在梳理我国传统生死观念基础上,从生命观、知情同意、临终关怀三个角度思考了传统生死观念对现代生命伦理问题的现实效应,指出对传统死亡观念的提升和转换将有助于生命伦理的实践和发展。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现代社会的"道德迷宫"及其伦理出路

伦理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并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转型导致了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伦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在伦理危机四起、"道德迷宫"叠出的现实社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相应的伦理建设成为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迫切任务。组织伦理是帮助社会摆脱现代性伦理危机,走出"道德迷宫"的关键。     

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的致思之路——管窥樊浩教授之《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

樊浩教授基于"现实的伦理"和"伦理的现实"之双重动机,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性建构"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历史地还原性建构中国古代伦理精神基础上,求证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的三维认知路向,并构建以心理学探本、形而上学辩证和决疑论解决为基本构成的"价值生态"方法,然后以此来解决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中的决疑论问题,完成对中国传统伦理及精神的逻辑还原,以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也为其打开一种认知视野并开辟出一种认知路径。     

经济蕴涵的伦理本义

经济学与伦理学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互相渗透和依存关系。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 ,它不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 ,而且总是在由人的意愿、期望、追求、信仰和道德所组成的合力作用下进行的。人类经济行为内部及与其相联系的主体人格素质本身实际存在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意义。首先 ,伦理关系是经济系统的一种自生关系 ;其次 ,伦理观念是经济秩序的价值特征。不同类型的经济秩序会孕育产生出不同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 ;最后 ,伦理选择也是一种经济规则和经济目的的实现机制。经济的伦理本义的发挥不仅受制于社会伦理的背景影响 ,而且直接受制于具体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规约。     

现代商业伦理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及相关思考——评《现代商业之魂——商业伦理问题研究》

现代商业伦理的伦理观念应该在遵循传统商业伦理道德基本观念的同时,不断汲取与融汇现代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商业伦理精神.我们在遵循传统经济伦理中的一些基本伦理价值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和解决在现代商业境遇中的道德冲突并提炼出现代商业伦理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这是当下研究现代商业伦理最为重要的任务.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论传统儒家道德意志的修养方法

道德意志在个体德性的养成中是连接道德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的关键环节。道德意志一旦形成,在个体道德行为选择以及人格完善中,就成为道德自律精神的强大动力和调控力量。传统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道德意志理论,提出了志立善道的价值导引、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躬行践履的实践锻炼、抗危乐道的困境磨砺、持之以恒的习惯养成等修养方法。传统儒家道德意志的修养方法对于现代公民良善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美好生活之伦理意蕴

习近平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感性完善"美",理性守护"好",美好的感情和公民理性内化为道德品质,将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美好生活蕴含的核心价值至少包括人格独立、生活自由、普遍平等和社会公正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社会矛盾的价值指引。美好生活是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具有更丰富和深刻伦理内涵的有意义的生活,为了追求美好的价值意义,需要建立维护美好价值的契约伦理规范,培育公民良好的正义感和善观念品质,并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最后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伦理情怀。     

“义辱”与“势辱”:荀子耻辱观的两种面向

耻辱感作为一种道德潜能,与人的尊严和人格有着内在关联。它一方面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即对不道德行为的羞恶之情,另一方面又具有肯定的解放性建构作用,提撕行为主体以非凡的道德勇气由低层次的价值序列超拔挺进至高层次的价值序列,促就儒家君子式道德人格的养成。荀子将耻辱区分为"义辱"与"势辱",以"义辱"为标识的耻辱产生于对完善的内在道德人格的侵害,这种耻辱可以通过修身得到清除。"势辱"则是外在的、社会性的不可抗力加之于个人的伤害,没有办法通过个人修养得到清除。耻辱感是以否定的谴责性作用与肯定的建构性作用通向"仁",荀子的"仁学"为其耻辱观奠定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何怀宏"底线伦理"思想刍议

何怀宏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良知理论进行了高蹈道德与基本伦理的区分与剥离。这一学术努力不仅让我们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资源和局限,更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底线伦理"的有效机制的重要性。而其后何怀宏以其持续的伸展到社会正义和精神信仰的学术努力,为他的"底线伦理"理论建构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富于思想意义的架构中,"社会正义"是现代个人伦理的制度保障,而"个体信仰"则成为支持和提升底线伦理的一种力量。     

梁启超对孔子人生哲学的阐释

1920年,在反孔思潮中,梁启超率先标榜孔子,着力发掘其人生哲学的价值。这是他"欧游"后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借助西方人格主义哲学观,梁氏建构了孔子人格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人格的内涵、实践修养以及孔子的人格表现。其目的在于使现代人以孔子为人格典范,成就现代君子,以对治现代性所带来的人格异化,弥补现代教育中人格教育的缺失。     

论科技理想人格

近现代以来 ,科学以及它所造就的技术力量正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活动负载着伦理价值。因此 ,塑造德艺双馨的科技理想人格 ,是实现科技伦理价值原则的必然要求。科技伦理的普遍性价值原则和诸学术规范内化为科技人员的道德良知 ,形成了科技精神与伦理精神完美结合的科技活动主体 ,产生了多种类型的科技理想人格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胡塞尔对伦理意志的反思——绝对应当和意志真理

胡塞尔在人格存在论的基础上对价值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进行质疑和反思.他认为,人格价值是绝对应当实现的价值,它超出了价值比较的范围,而且单从价值上规定意志也是不够的."我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在根本上指向的是伦理人格的自身塑造和实现,其中心观念是绝对应当的义务观念.真正的伦理意志是一种把人格的整个生命转变为伦理生命的一种整体意志.在此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意志真理的概念,它意味着人格自我将其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内在明察,并对一种可能最好的生活作出决断.总之,绝对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绝对的人格价值和绝对的义务,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