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的人禽关系观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命题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但"人禽之辨"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经历了由对"血缘关系价值"的自觉,到对"经验理性价值"的自觉,再到对"道德理性价值"的自觉三个历史阶段,而每个阶段又无不打上了图腾崇拜的烙印。因此,解剖图腾崇拜视域下的人禽关系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儒家"人禽之辨"的内涵及其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     

释"几希":情感直觉与自觉——"人禽之辨"辨于何处

"人禽之辨"的问题标示着儒家对人的独特理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很幽微,不易区别也.此幽微难辨处即在于,虽然较之禽兽,人的情感直觉中具有"是非之心"的价值自觉反思力,但一个现实中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对此价值自觉能力的自觉,是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沦于禽兽,则是有待于"由仁义行"的不断实践...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论董仲舒"生"之伦理思想的言说特色

"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历代儒家对此都十分重视.较之于其他儒家,董仲舒的"生"之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自我言说特色,概言之,他通过极富个性的对天人关系论的解读,以"天生人成"的深刻方式为人类确证了一条"善生"之途.尽管其言说方式具有神教色彩,但也不乏深刻性和合理性,从而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特点

先秦儒家教育虽然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等三方面的内容,但重视道德教育是其重点。先秦儒家重视道德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人禽之辨为基础,二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三是能够达到提高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气质的良好效果。它虽距今2000多年,但仍对当代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

群己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都表明先秦儒者更加重视群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忽视个体生命以及个体利益,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这样一种群己观,在与西方社群主义群己观的对比中,可以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特质,并呈现出其现代意义。     

从“契约”事件看儒家的诚信之辨

本文以儒家内部关于若干契约事件的评述作为一条线索,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外界对儒家诚信的质疑和批评。在儒家关于以管仲为中心的两个契约事件的解读中,贯穿着一个隐含的思路:"大信""小信"之辨,由此可知儒家关于诚信限度的规定具有复杂的情况,而契约内含义务是其主因。在儒家关于另一类契约事件——"要盟"的相关评述中,暗含着一条由"诚"而"信"的价值路径。由此深究下去,有助于重新理解儒家"诚""信"之辨的历史逻辑。儒家关于"讳隐"的思路,则包涵了"信""礼"之间的张力。通过以上同情之理解,儒家诚信与现代诚信的内在关系才能获得有效沟通和恰当定位。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让"德批判——兼及"让"德与和谐社会建设

"让"是儒家礼治的核心价值,是礼治所以可能的价值根基,其源于"六君子"之躬行"让"德.在儒家学说之价值体系中,"让"德涵摄辞让、禅让、谦让、卑让等多重维度,分别凸显出与"争、夺、骄、私"相对立的价值内涵.但"让"并非一无限度的绝对性道德准则,正确践履"让"德必从于"仁"、授于贤、合于"礼"、利于人(国、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让"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孟子“人禽之别”命题中关于人存在的三个维度

"人禽之别"是孟子思想中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核心命题。孟子通过对人是道德的存在,伦理关系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分别从道德形而上维度、社会伦理关系的现实维度和人的精神境界维度阐明了人的规定性和价值,回答了"人因何而存在""人的何种存在是最有意义的"等哲学问题,凸显了儒家经典的道德哲学意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伦"的规范伦理学。"人禽之别"的命题不仅具有儒家思想上的学理意义,还给予现时代的人们以警醒和深思,在追求物质优越的同时,不但要警惕道德上的妥协和堕落、精神上的松懈和沉沦,更要"见贤思齐",不忘初心,做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大丈夫"。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再谈儒家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家哲学也是人类中心论,其根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儒家强调人的尊贵;二是儒家仁爱万物出自人类自身道德完善的需要;三是儒家主张差等之爱。实际上,这三点都不能成为儒家哲学是人类中心论的根据。儒家的生态智慧在价值取向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实现了对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超越,是中国乃至世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资源。     

"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

儒家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自然、宇宙一体、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以其内在心性的感通性、类推性、扩充性作为其证成为"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为笔者所着力建构的现代共生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笔者倡导的的共生哲学的实质,就是藉以阐明大道或存有是如何在宇宙及其现实世界中彼此共同相处与和谐共进的.因此从共生哲学的意义来看,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上,含蕴着现代共生哲学的基本内涵,它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走出当下的天-人、人-自然、人-我和人-人的对立与两橛,提供了无尽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