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非道德现象泛滥的思考

道德,在中国人心中曾是很神圣的字眼。有德还是无德,是人们评价人与事的首要尺度。厚德载物、以德治人、德高望重、德育第一、德才兼备……这些重视道德的概念,显示了中国人历来对道德的看重。可是近几年,道德在人们心中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经济改革中的道德行为看道德变更的缓慢性

经济改革对道德的影响是通过最能反映人们道德面貌的关键环节——道德行为——体现出来的。因为道德行为既体现了人们道德品质的优劣、道德境界的高低,又是形成一定道德品质、达到一定道德境界的必要途径。它是窥见社会道德状况的着眼点。所以,把握经济改革对道德变更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必须解剖经济改革中人们的道德行为。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

基于物联网生成的后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资源,它使道德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后熟人社会具有和传统熟人社会相似的道德价值,通过明确道德对象、持续社会舆论、连接道德与生活重启"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恢复道德监督功能,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网络的自发性、技术宰制等问题引发后熟人社会道德监督功能实现中出现隐私侵犯、力量滥用的倾向,提高个体责任意识、实现德法共治是问题防范的有效途径。     

先秦儒家道德认同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诸多道德观念与道德要求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长久传承,有些直至今天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认同智慧:如从"天人合一""人性同一""己他相通"角度回答"人为什么要认同道德",从现实人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伦—道—德—行"道德认同模式,提出"家国天下"道德认同目标,形成"内修"和"外铄"道德认同机制等。这些智慧在如何确立道德认同基点、树立共同道德价值目标、形成道德共同体、增强道德文化自信等方面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认同构建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     

论道德信仰的个体化功能

从道德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它首先体现为人们对某一道德体系的极度信服和尊重。也就是说个体一旦确立某一道德信仰,在其思想行为上就会自觉地认同这一体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环境中实现其同化——整合功能。这一功能对个体来讲体现为三个方面：     

论道德容忍度

道德容忍度指对不道德的行为或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的受纳程度和度量方式,它以良知为主体前提,以至诚为本体方法,以权责对等为规范方式,以公正和自由为价值导向。从分类学看,道德容忍度分守德型和无德型两类,前者呈现为零容忍和完全容忍两种方式;后者展开为放纵性、收敛性和否定性三种容忍方式。激励道德容忍度生成的共同心理动力是私利冲动,但其运作的心理机制却存在类型学的区别:权责意识、"不忍"情感和柔热心的整合运作,推动守德型道德容忍度发挥生活情境功能;而无责意识、"能忍"情感和硬冷心,却整合构建起无德型道德容忍度运作的心理机制。     

先秦儒学中的圣人之德与圣人之位——以秩序建构为中心

先秦儒学以圣人为社会秩序建构的主体,主张通过人格力量的示范作用形成凝结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以解决社会危机。圣人在秩序建构中是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统一,圣人之德是秩序建构的主观条件,圣人之位是秩序建构的客观条件。德和位能否结合又取决于时和命,时和命构成先秦儒学圣人秩序建构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对先秦儒学中的圣人之德和圣人之位的理论关联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先秦儒学秩序建构思想重视人格力量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一、圣人之德与秩序建构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论圣人,但关于尧、舜、禹等被儒学圣化的具体历史人物却有不少…     

先秦道德主体意识形成过程的几点启示

先秦时期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其创始时期特有的典型形态，展现了实现道德主体力量自觉的阶段性和秩序性。对这种阶段性和秩序性内在联系的深入理解，必将有助于加深道德主体意识形成规律的认识，加强德育活动的科学性；对于促进人们道德认识水平逐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更多的人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的自觉参与者和创造者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南山寺楹联牌匾

南山寺楹联牌匾银青莲万圣今朝清真地五岳光中自在天——石牌坊正面山色远海月空圆顿分明同上帝青天望水镜中悬真法正性光灵——石牌坊正面道德灵圆居仙境心泼性祝乐天明——石牌坊背面善真无德完成礼乐修大道明哲则贤振动朝元独一天——石牌坊背面上天有应善德良心清凉五...     

儒家德刑观论析

在道德与法律、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从其仁爱的思想原则出发,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社会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德刑兼治、德主刑辅,重德治、轻刑政;主张宽猛相济,先教后刑;主张富而后教,强调社会道德教化,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儒家的德刑观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道德社会学的建构性思考

启蒙时代孕育的"道德科学"思想,经历涂尔干等人的努力创建起道德社会学,后来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均未能达成整体突破。究其根源,以"道德事实"为对象的道德社会学没有校正自己的方位。严格地讲,道德社会学应该是开放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以探查政治、制度、经济、法律、伦理、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等如何整合推动道德社会变迁的规律为使命,其研究对象应该是"道德社会"及其降落形态"非德社会"。以"道德社会"统摄"丛林社会""非德社会""道德社会能力""道德社会规范""道德社会培育""道德社会失范"等概念所形成的范畴体系和以"社会空间""社会信用"等概念统摄形成的七组核心概念,整合构成道德社会学的概念系统;以此为基本规范,道德社会学的主题是丛林社会向道德社会的生成和道德社会向非德社会降落以及非德社会向道德社会回归的生成动力、功能原理、运作机制,基本任务是系统探讨道德社会的基本问题、规律、功能、动力和道德社会异化。     

超我:他律内化的理想类型——弗洛伊德的道德理论及其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的本能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良心是人自身反对自身的斗争,道德的产生意味着人自身的本能等感性力量得不到发展。良心的存在与维持,依赖于外在的权威力量的存在。弗洛伊德的超我是他律的内化这一道德模式的理想类型,是对此类道德模式的一种理论建构。     

论毛泽东武德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哲学硕士)

中国古代的“武德”范畴,涵盖着一切与“武道”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广义的武德,包括属于领域型道德现象的军事道德(亦即古代所谓“武备之德”),属于组织行为型道德现象的军队道德(亦即古代所谓“武旅之德”),属于个体行为型道德现象的军人道德(亦即古代所谓“武夫之德”)。狭义的武德特指军队道德,因为军事道德的领域是通过军队的道德实践所开创的,军人道德是军队道德在军人个体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军队道德则是贯通于军事道德和军人道德的中介和枢纽。中国古代的武德理论形成于先秦时期,其主要思想     

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道”与“德”、道德与非道德——韩非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认为韩非为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从古至今不绝于耳,然其理论依据、逻辑推理及研究方法皆存在不足。韩非所用的"德"与历时语境中的"德"以及当今所用的"道德"一词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别。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因宏观的时代背景、微观的具体情景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不同、所受到的多重政治必然性的实践抉择的不同而产生了多元复杂的道德关系,也导致道德的初始目的与最终目的之间存在着错位,同时考验着道德主体的道德辨别能力和抉择能力。法治是当时明主体道行德的最佳体现和必然选择,明主作为媒介通过法治最终达到的最高治世理想与对人民实现"常德"的目的进行了融合和统一。道德经过韩非思想的过滤之后变得更为复杂与精妙。     

道德的三层涵义与得道的三重境界

道德具有三方面的内涵,即德目、德行、德性,它们共同构成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三种表现形态.道德是人们长期反复博弈的结果,然而由于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的生活环境、认知能力、实践效果等有所差异,所以行为主体在博弈中的得道境界亦有所不同,可以分为知道、行道、信道三重境界.但是无论得道的境界如何,博弈的终极目标都指向幸福.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