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权利观、正义观与生产力观

通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史,有关权利问题的探究贯穿其思想始终,在正义观上马克思也有着关于道德正义、权利正义、分工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多元化思考,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反映了他对权利问题、正义问题及其矛盾关系问题的充分认识与重要解决。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角度来看,他的生产力观在与权利观、正义观相联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政治哲学意义,人们可以从权利、正义与生产力三者的关系中重新认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深入认清马克思生产力观在其权利观与正义观中所发挥的统领作用。     

马克思论权利与正义：答胡萨米

伍德重申他先前论文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交易或社会制度中的正义与否依赖于其与既定的生产方式的关系",认为胡萨米将"正义不仅受生产方式所决定且受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观点归于马克思是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是从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分析的总体批判,其批判是基于自由、共同体和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而不是基于权利或正义的道德的善的批判.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

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马克思与正义——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场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热潮是由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引发的.从立场上看,主要有"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在争论中,虽然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现作出了合理客观的评价,但从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西学立场来看,英美学界实际上是想借助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良序社会扫除障碍.所以,由这场争论带动的正义问题研究,从程度上讲,尽管很深入,但却不彻底.     

经济关系与分配正义——《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权利-正义观”辨析

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权利观和正义观进行互文性解读,就会发现:(1)从劳动时间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由于它依然是人们从社会获得生活资料的基础,所以,基于按劳分配的人的权利仍然是较为狭隘的。(2)从人所处其中的多重社会关系和由此决定的人的本质的多样性来看,由于按劳分配在确认一种关系(劳动关系)中人的平等权利的同时默认了其他关系中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所以,这种平等权利同一切权利一样,在内容上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3)从对社会总产品的各项扣除来看,由于无论是生产资料的扣除还是消费资料的扣除,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所以,人的(分配)权利会受到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的制约。(4)如果说人性论是权利观和正义观的理论基础,那么,历史观就是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权利-正义观、人性论与社会-历史观是一致的。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新理解

人们往往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是按照康德—罗尔斯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正义理论的。而黑格尔法哲学所关注的是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今天,我们在建构正义制度的时候,也要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混合道义论的马克思道德理论辨析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运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来解读和重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道义论便是其中一种路径。英美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亨、杰拉斯与佩弗都将平等主义的分配即分配正义问题视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核心,并将正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归因于自然权利,按照对马克思道德理论建构的自觉程度区分,三人被认为是不同程度上的混合道义论者。混合道义论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法律的本源道德与正义原则

社会的本源道德是蕴涵在物质生产关系中的伦理属性 ,是一种体现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以权利义务关系表达、本体与价值相统一的伦理范型。法律正义就是社会本源道德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如果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属性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本源道德 ,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伦理范型 ,那么它便是各种具体社会制度道德的根据 ,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不同的制度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 ,就是权利本位、公益优先和人民主权三大正义原则     

分配正义的两个抽象原则

分配正义蕴含着两个不同的原则:回馈正义与平等正义。回馈正义以个人的付出与回报相关联为基础,平等正义以忽略个人的付出而仅满足其基本需要为基础。从回馈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批判理论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是针对其抽象的原则,而是论证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抽象的原则走向其自身的反面;从平等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晚年讨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应该由回馈正义向平等正义过渡。然而,现实的情况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从现实层面彰显了诸多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的问题。笔者尝试从抽象理论与现实践履层面讨论这两个原则在不同经济关系中呈现的不同问题,并藉此论证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对物的问题的关照方式,试图以《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一节为分析文本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的讨论是否缺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激进性维度。围绕对物的追问,本文从三个方面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首先,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的讨论消解了抽象的物的存在,物成为非实体的关系;其次,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的批判让物作为与人的对抗性存在得以重现;最后,在凸显了人与物的对抗性关系中解释了人的物化现实,同时以历史性的视角将物的价值从自然属性转变为社会属性,从而使得人的物化成为可以被改变与超越的现实。这正是物的激进性维度在《资本论》语境中的呈现方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非法权正义观——兼评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

当代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一般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实现正义的理论,这是用黑格尔的正义观来理解马克思,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格尔正义观的前提是私有制,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义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因而"正义"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法权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其实并不像布坎南所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不包含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但并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正义问题。在非法权的意义上,"符合社会性的人"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规定。     

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经之途:“市民社会”批判

如何理解物质利益、如何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论与现实的碰撞中遭遇的重大问题。从最初意识到市民社会应当是国家的基础,到后来接受感性原则而强调市民社会领域的丰富性与基础性,乃至最后主张人的社会性是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本质规定性,"市民社会"批判已经超出了对某一问题的单纯理解,而逐渐要求一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持续理解,是其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经之途。     

现实与超越: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

<正>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是马克思正义观念的两个不同位阶,后者是一个既批判又涵盖前者的概念,二者既是逻辑相连的又是历史连续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现实性正义与超越性正义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正义形态,只有当历史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才可能从现实性正义过渡到超越性正义。现实性正义内蕴着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形态:交换领域的形式性正义和生产领域的实质性非正义;超越性正义内蕴着两个历史相续的正义原则,即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确立离不开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原则。     

共有与实有：马克思权利理论再思考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呈现的。马克思在批判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路径,即扬弃国家与市民社会,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人民以共有的方式实际地拥有权利和权力。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用国家消解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专制主义,提出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直接民主理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马克思则明确主张必须扬弃私有制。不过,扬弃私有制不等于否定私权,恰恰相反,他强调应消除外在于个人的中介因素,让人们在大生产和普遍交往基础上自由联合,直接地、实际地拥有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从根本上消除权利与权力的对立。     

从双重关系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论

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派及其他激进批判理论对现实社会弊端的批判指向由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等等意识形式领域转向现实的社会关系领域,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又分为两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交往关系,后者是交换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社会发展形式的阐述就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横向维度在社会历史纵向维度中一般进程的认识.本文通过对这一纵向维度中人一物双重关系的横向维度分析,尝试着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无论我们将马克思的社会形式理论理解为三阶段说、还是五阶段说,实际上不同社会形式的变化从双重关系的意义上来说,包含着两种基本的不同性质的双重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

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他们之间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不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就会要么像塔克和伍德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拒绝承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胡萨米那样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杰拉斯那样指责马克思在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