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幸福的前提吗？

幸福研究方兴未艾,但当今研究着重于幸福的心理描述性层面,而通常忽视了幸福概念中的规范性或者评价性层面。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眼中,美德是幸福的前提。心理学实证研究发现,实践美德行为,如志愿、捐助等活动能够使人获得幸福。同时,研究也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具有美德的人会更加幸福。虽然实证研究能够说明美德与幸福具有关系,但是在美德与幸福的因果联系确定上,以及美德对于幸福来说是否是工具性的问题上,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先天德性论如何应对情境主义的挑战

面对情境主义者对美德存在的挑战,美德伦理学家的应对可分为先天德性论和后天德性论两派。后天德性论的劣势在于需要放弃部分关于美德的承诺,但是先天德性论对情境主义的既有回应也存在缺陷。一个完备的来自先天德性论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说明情境主义者所谓"善行"与美德存在与否是如何不相干的,二是以不依赖于经验证据的方式论证美德存在。     

责备美德——《荀子》引出的问题

《荀子·强国篇》对"子发立功辞赏"一事做出批评,本文由此出发讨论对美德批评的合理性。本文首先重构了批评子发辞赏的论证,指出其中包含的道义论、后果论成份。随后,本文讨论可普遍性论证与后果论证的具体议项,指出其不相应性。最后则着重分析基于可普遍性论证对美德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对美德而言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小苏格拉底学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人们通常认为"美德即知识"(αρετηειυαιγυωσκδ;virtue is knowledge)这一命题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不仅不符合文本事实,而且抹煞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张力,造成了在解释苏格拉底与其弟子们的哲学的进展与嬗变方面的困难。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美德"与"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提倡人们认识自己和"善"、"美德"的本质,但是他所说的认识(γυω-σιδ)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επιστημη),还包含生存实践的层面。柏拉图认为"美德即知识",并力图在知识论层面上给与"善"和"美德"以明确的定义。而小苏格拉底学派则从另一侧面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哲学,试图从生存实践的层面来定义美德。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亚里士多德论目的、功能与幸福 ——对包容论的新辩护

在著名的"功能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符合"最具目的性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学术界围绕该定义的理智论和包容论之争,根源在于"目的"概念的双重意涵(整全和终极)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尼各马可伦理学》I.1-2和I.7关于目的、功能与幸福的阐发的分析,可知亚里士多德在"功能论证"中采用的目的概念更加强调其整全而非终极的意涵,因此,该论证最终得出的幸福生活应该是具有整全的实践视野的政治生活,而非实现终极的人类可能性的哲学生活。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北大核心CSSCI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论忠诚之为政治伦理美德

"忠诚"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儒家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忠诚理论必须归复孔孟的人际对等性与政治对应性的内涵。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便可以明确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个体与民众、上级、良知等具体忠诚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因而,忠诚于人民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忠诚于上级则是有条件的理性服从,忠诚于道德良知则是忠诚能否实现、行政个体是否具备政治伦理美德的重要的衡量尺度。     

康德与美德统一性问题

在当代美德伦理学视野中,"美德统一性"一直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经过人们大量的讨论,对这个问题一般主要分为"强的∕弱的"两种观点。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人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实,康德也谈及了"美德统一性"问题。相比于"强的美德统一性","弱的美德统一性"观点确实更有道理,但是它容易受到情境主义的威胁,而如果借助康德伦理学独特的内在体系,那么将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康德的"定言命令"相当于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它由于内在的灵活性而能够包容各种美德。"对法则的敬重"可以被视作核心性美德,所有其他美德都要符合这一前提,并且基于具体现实而与这一核心性美德产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各种美德也由此产生各种类型的组合。通过这种方法,康德实现了义务论式的美德统一性体系。     

政治忠诚的核心问题

政治忠诚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是针对某种政治关系或政治信仰而言的,它意味着政治行为体对政治事业、政治信念、政治理想、政治原则等的矢志不渝和彻底奉献。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忠诚问题比任何时候更为凸显,无论是普通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还是党员干部对政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其紧迫性既体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中,也体现在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中,政治忠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忠于谁和忠于什么。     

情境美德论

情境美德论是依据人格心理学与情境主义关于人格特质、情境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共识而提出的,它由两个方面的观点构成。第一,现实的美德是情境化的,具有广度和强度差异。第二,道德品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与道德情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情境美德论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个体道德品质的发展和培育。美德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生成的,美德伦理学不应当简单地通过规范性观点来化解情境主义的挑战,还应当考察情境与美德的关系来研究美德实践问题。     

寓言三则

正高尚天神与美德仙女远古之时,高尚天神与美德仙女在天庭里一起生活,他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生活得相当幸福美好。有一天,天主委派高尚天神下凡人间,美德仙女也要跟随一同前往。高尚天神对美德仙女说道:"我到人间去,前途未测,你为何要跟随我同行呢?"美德仙女说道:"我离不开你,我只有和你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神美。"高尚天神对美德仙女说道:"我其实也离不开你,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是西方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斯宾诺莎生前还是在其身后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是斯宾诺莎生前坚决拒绝这一称谓。他不仅通过其哲学论证神的存在,论证人的最高幸福在于对神的理智的爱,还通过其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是无神论者。通过考察批评者的观点、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无神论的含义,我们看到关于"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争论,既源于人们对神与无神论所具有的不同观念,也源于他们对斯宾诺莎著作的不同解读。由于不同人心中神的观念可能不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人们对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仍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不断促进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幸福观辨正

“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那么,基     

道德悖论视阈中的德福悖论

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德行是否与幸福保持一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运用道德悖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提升道德主体的整体德性,对于克服功利主义和单纯义务论对德福关系的简单理解.正确理解德福悖论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生活背景下规则与美德的深层关系探究

美德伦理学过于重视美德,而规范伦理学过于重视规则。实际上,美德和规则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社会生活在历史性地发展着,人们对规则和美德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人们对规则和美德的要求是不同的。适应于当今社会生活的特点,我们既要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又要重视美德的必要性,并融贯地理解规则与美德的深层关系。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之学理根据

个人能具备美德是人们都能理解的,但制度能具备美德却是需要加以严密论证的.在当代社会中,制度具备美德是一种普遍的诉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美德,而且是首要美德.在一个具备了正义秩序和正义美德的社会制度中,社会才能获得发展的前提,个人才能合理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其他美德也能得以塑造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