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从康德到罗尔斯

在康德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扬弃关系。罗尔斯追随康德,把人之平等的基础归于人的道德能力。康德对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施加正当性限制,罗尔斯将此发展为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原则,此一进路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平等。与康德拒绝给予缺乏财产的臣民政治自由恰成对比,罗尔斯主张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康德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出身阶层和特权之间的联系,罗尔斯主张进一步消解自然禀赋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关于背景正义的考虑使得罗尔斯比康德对经济不平等施加更多限制。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论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

道德人格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包含公民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以这种观念为依据,罗尔斯既继承了卢梭、康德的谋划,试图把正义原则表达为公民道德自主的要求,又和密尔、洛克一样,通过强调个人自主的价值来捍卫公民不受干涉的自由。他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种自主的结合之上,力图综合并超越自由主义内部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对峙。然而,由于罗尔斯是分别按照实质主义和程序主义的观点理解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的,这两种理解自相矛盾、不能兼容,本身就反映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传统的分歧和对峙,他的谋划因此无法取得成功。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的观念,世界主义公民具有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拥有理智理性与合情理性的理念,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也预制了全球正义的核心理念:全球正义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个人是全球正义的终极关怀单元;伦理普遍主义是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倡导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作为世界主义公民的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理念是紧密相连、彼此印证和相互支撑的。     

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原则之建构——关于“平等的自由”原则

对照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原则,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我们可以建构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实际上,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在很多维度已经关注并涵括着罗尔斯所阐释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并显现出与罗尔斯之前提及视野的差异。这些维度包括:自由的概念与"平等的自由"体系;"平等的自由"体系中的良心的平等自由、平等的政治自由与平等的人权;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政治哲学观及其功能;等等。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可以表述为:每个公民对于最广泛的、总体的、平等的、基本的自由体系都拥有同等的权利;这个自由体系与所有公民的类似的自由体系相容。当然,马克思的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自由是对这种自由的扬弃。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略论洛克财产理论的当代位阶

洛克在《政府论》中通过区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指明了证成个人财产权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诺齐克自认为是洛克思想的继承者,却在弱化前者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以"弱的约束"方式与其分道扬镳,转而支持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反,罗尔斯体认到实质平等之重要意义,支持一种比洛克更平等的分配方案。比较之下,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三人的财产权论述彰显出对"自我所有权"的不同信守。诺齐克坚持"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存而不论,而洛克允执其中,坚持一种"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这意味着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而是锚定在二人之间。     

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 ——对西蒙斯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一个检讨

在西蒙斯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中,国家证成与国家正当性的区分是其核心内容。这一区分代表着对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某种理解。按照这种理解,国家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个人真实的同意;国家所具备的客观道德成就无关于其正当性。这种理解过分强调了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主观面向,忽视了客观面向的重要性。事实上,政治正当性必定同时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评价维度。主观维度指向的是民众真实的态度和意向,而客观维度指的是政治组织和机构呈现的客观道德业绩。正因此,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的区分并不完全合理。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并非两个全然独立的变量,确立国家正当性的道德根据包含了证成国家的道德根据。     

重新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

提起罗尔斯的契约论,人们通常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原初状态论证.然而,在罗尔斯的契约论框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良序社会而非原初状态的观念.原初状态是对良序社会的模拟和表征,原初状态的证成力量依赖于良序社会观念的吸引力.说罗尔斯的证成方式是契约论的,主要是因为他将良序社会中合理而理性的公民的同意,当作制度证成的标准;而制度证成的两个维度:正义和稳定,通过公民的两个视角先后得到检验.通过良序社会的观念重构契约论证,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罗尔斯理论的一些误解.     

论罗尔斯的公民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所提出的公民概念专注于公共理性所偏好的公共身份(政治 身份),却抹平了公共身份(政治身份)与非公共身份(道德身份)在个体心灵中可能存在的 冲突。尽管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念的批判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罗尔斯公民概 念的内在紧张。罗尔斯为调和这种紧张做出了一定修正,这种修正还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内在 批评的方法来加以扩展。     

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对人的平等尊重

主张罗尔斯式政治自由主义的人认为，政治决定的作出需要建立在所有公民都能合情合理接受的基础上，也就是需要满足公共理性的要求。在这一要求背后蕴藏着一个更根本的道德基础，就是“对人的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这一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其呈现了综合学说的最低限度内容，因此它能被所有合乎情理的公民共享而超越了合理价值分歧对于综合学说在政治辩护中的排斥。同时，这一道德基础也足以产生实质的公共理性的要求，这需要我们看到真正的对人的平等尊重是一种内容独立而相互承认的尊重。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的本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具有明确的含义 ,它并不离开常识很远 ,主要指社会制度所加于个人的限制的范围应尽可能小 ,并且以合理性为条件并向选择性开放。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对自由都作过详细的论述 ,包括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以及只能以更大的自由为理由来限制当下的自由。一方面 ,服从良法可以捍卫公民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 ,正如洛克所说 ,法律的目的不是否弃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并扩大自由。法律与自由在此原则基础上一致了起来 ,不应片面地只强调一个方面。自由与社会整合关系密切 ,不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权的整合是表面的、难以持久的 ,真正的社会团结是以负责任的个人的充分自由选择为基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扩大公民自由选择权、加强社会整合的一个实例。自由与公正关系密切 ,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 ,实质公正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平等 ,而程序公正则要求分配标准的普适性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看起来比实质公正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强调的是竞争起点的平等。就可行性而言 ,以程序公正为主、实质公正为辅 ,看起来是更现实合理的分配方式。     

罗尔斯“分配的正义观”与诺齐克“持有的正义观”对照研究

分配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 ?人的基本权利与平等的要件如何分配才是符合正义的 ?罗尔斯和诺齐克从两个向度上对此作了深入研究。罗尔斯从平等的权利出发 ,主张用“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来取代功利主义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不平等 ,否则就应当平等。并要求依据“公平的正义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和自由体系 ;诺齐克从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出发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平等 ,否则就应当不平等 ,通过“资格”理论确立“持有”的正当性。在功利主义、财产权、国家的作用、自由平等、分配模式和社会稳定的意义等方面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观点也各有契合与对立。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权利观念——对弗雷德·米勒的批评性回应

弗雷德·米勒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然、正义与权利》一书中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宣称亚里士多德的语词表达可以对应霍菲尔德的权利逻辑,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共善的温和个人主义理解也支持个人权利观念。然而,米勒的这两个论断都站不住脚。实际上,霍菲尔德的权利框架不能成为所谓客观的参照物,其运用使得具体制度和实践支持下的公民成为仅仅符合逻辑联系的个体。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并不是受法律和制度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公民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活动的公民权利,以及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公共议事活动的政体和法律制度安排。     

论税收的德性

税收本身具有德性价值,在政治国家层面,税收具有证成国家政治正当性的德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税收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并提供公共服务;在个人层面,税收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通过税率与税种的确立实现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矫正。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