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强调"立国"必先"立民"的时代感召下,富有近代个体意识的"个人"、"人权"、"人格"等内容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此时的教科书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的启蒙,受进化论影响明显,传统伦理的痕迹仍然很重,且浓厚的国家民族色彩压倒了终极的个人关怀。     

超越启蒙心态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     

启蒙的再启蒙——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意义

反抗“思想的统治”符合启蒙的基本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分。这种区分实质上又体现为二者在如何推进启蒙问题上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德国视域且向往法国版的启蒙，有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但未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止步于宗教批判、观念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启蒙，堵塞了继续启蒙的通道。马克思则实现了新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融合了英法德启蒙传统，超越了之前启蒙的逻辑，实现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稳健启蒙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这是对启蒙的再启蒙，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启蒙精神，使启蒙人道理想有了现实可能。马克思的方案至今仍有积极启示价值。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试论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影响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后,对东西方文化的评判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当时中西文化论争一部分的中西医论争自不可避免。进化论思想使中医得到“落后”的价值评价,在现实中给予了批判中医论者政治上的正当性,并成为他们废止中医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时,由于被评价为“落后、迷信、不科学”,中医表达自身的话语权也逐渐发生了转移,造成了中医的“失语”。     

人之自然本性的还原和道德的重新定位——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人性理论及其意义

在批判理学的同时,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截然二分,并在对天命之性依赖于气质之性的强调中,将气质之性说成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同时他们坚持气质皆善,反对气质有恶说.这些构成了人性一元论,并使以欲、利、私为核心的物质欲望和功利追求成为气质之性的具体内容.这是对人之自然本性的还原.同时,鉴于欲、利、私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早期启蒙思想家强调道德与物质追求的密切相关,进而对道德的属性和功能予以重新定位.这些带动了理欲、义利和公私关系的变革,在价值观上流露出不同于以往的重欲、贵利和尚私等新动向,同时使理学丧失了"杀人"的能力.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有积极意义,却陷入了另一种极端.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近代欧洲圣经评鉴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初探

本文借着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指出,近代圣经评鉴学兴起的过程,就是在圣经观和释经路线上各种因素纠葛、斗争的过程。17-18世纪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发展和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基础的变动。这种变动必然会引发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突出的就是对正统教义和圣经宗教的新的看法与评鉴。从史料上看,虽然新兴思想家对圣经的各种评鉴甚至是攻击,似乎是零散的、突发的、个人式的、有些是在内容上互相重叠的,但这些基本事实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哲学基础——即近现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启蒙思想等等;更与当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精神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新思潮在圣经观上与掌握神学话语权力的教会当局的缠斗,实际上是不同的世界观和上帝观的斗争,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斗争,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斗争,不同的社会伦理取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