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

关于civil society,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意义上被译为“公民社会”,在近现代西方历史条件下其长期也被译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译名的不同表达,代表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从政治权利的层面偏好“公民社会”用法,从经济生活的层面偏好“市民社会”用法。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民间社会和市民社会,其实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     

马克思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斯密和弗格森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意识到崛起中的现代工商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市民社会道德危机的方案。他们的启蒙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马克思在摘录斯密作品时写下很多评注,也多次提到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马克思的相关探索至今具有重大意义。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应重审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构建的合法性原则,坚守马克思辩证汲取启蒙思想之后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当性立场。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马克思的国家观革命

黑格尔在批判地继承了契约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上升为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早期马克思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语境中,并借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对黑格尔方案的批判,但仍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现实道路。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揭示的"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难题,实现了国家观的革命。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考察

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孝治与社会自治——以《孝经》为例

本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儒家孝治思想的现代意义。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巨大空间,即市民社会,由经济实体、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等构成。市民社会的自治和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古典儒家修、齐、治、平的个人成长设计,由于在家和国之间缺少"社会"这个环节而面临挑战。本文分析认为,《孝经》主张基于人的尊严、遵循人的天性、顺应人民自生自发需求等孝治思想,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与理性化的思路一致,可以转化为促进行业及社会自治的重要资源。从黑格尔、涂尔干重视从宗教、道德、习俗等传统资源来实现市民社会自我管理这一思路看,儒家孝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同样有助于今天中国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

"市民-公民"是西方近代社会变革中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赋予个体的双重身份,呈现了现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二重化,也是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批判地汲取西方近代"市民-公民"观念,并据此提出和阐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及其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内容。梳理和阐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对于解析当代中国"市民-公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启蒙的反思（节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多年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在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四个论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启蒙反思"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两个相互对应、彼此参照的主题.本刊摘编主要围绕着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理念的理论反省和批判;其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构建现代性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沦陷时期的《天地》杂志与苏青的人生悲剧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出版人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有经济和生命安全两大压力。较多出版物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有意回避政治,避免正面与侵占者发生冲突。著名女作家苏青以市民本位创办《天地》杂志,力图保持编辑出版中立性。但苏青与汪伪政权人物的交好,《天地》杂志受到汪伪资金的支持,苏青的后半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其实,在苏青个人悲剧后面,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市民本位的"世俗化"观念与"启蒙/救亡"观念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