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西方传教士在一九○○年

1990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和团运动和残暴的八国联军入侵。至今一百年了，还值得我们从各方面追寻史实，以求明辨是非。那一年事儿多了，本文只追述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以示一斑。不过，事情还得有个头，那就是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清政府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订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外国差会乘机派遣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特别是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条约，传教士们更以征服者…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晚明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神"与"鬼"为例,通过梳理景教以来的汉语天主教文献,分析西方天主教的进入对传统宗教术语的改变及其影响。传教士一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对神鬼的物质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反对佛道及民间宗教对神鬼的理解。通过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论"资源,传教士将其"嫁接"在传统的神鬼概念之上,但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即将"神"理解为"天神",而"鬼"则理解为"魔鬼"。传教士的重新诠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宣扬西方天主教思想,但也丰富了晚明以来中国的鬼神思想。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西方传教士与十九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

福州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与西方列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以及要急于展开对福建的茶叶贸易分不开的。在福州开埠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福州茶市的日益兴盛,传教士与茶叶贸易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触角从单纯传播福音开始延伸至与茶叶相关的经济活动,其身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文拟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视。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祭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历史学家们又举办了例行的学术讨论会。去年12月7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德国新教传教士站在舆论尖上》一文,引起了本刊的注意。该文指出,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德国自由派媒体就指出,正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     

明清西画技法对波臣派肖像画的影响

明代万历九年(1581)西方传教士与西方绘画的传入,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肖像画以波臣派为代表,其在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基础之上,借鉴西方绘画以造型为主的特点,创作出不同于西洋画风的明暗画。在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凹凸法"和传教士西画"明暗法"之间,走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绘画道路,对拓展中国人物画的表现语言和艺术形式具有现实意义。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讨(1928-1941)

学界普遍认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明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刘东在《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一文中指出,来华传教士的认同滑移导致了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美国汉学的产生[2J.传教士与汉学的关系既渊源有自,又不断传承和演进.已有的关于传教士和汉学的论著为数众多,这些论著或介绍了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或描述了传教士对汉学发展的贡献,但它们很少论述传教士群体的汉学造诣.本文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书目"(Our Book Table)栏为基本史料,探讨该杂志所评介的汉学著作,进而展现作为撰稿人的传教士群体的汉学素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座谈会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历史学家们又举办了例行的学术讨论会。去年12月7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德国新教传教士站在舆论尖上》一文,引起了本刊的注意。     

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实业活动初探

近代西方新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福音,从事经营性实业活动等所谓"世俗化倾向"长期以来是传教士讳莫如深的话题.但事实上自1807年新教入华以来,亦有相当部分的新教传教士因种种原因从事此类活动.他们一方面直接涉及地产、酒店、百货、商业贸易等领域,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以自养方式从事经营性活动,拓宽教会的收入来源.此外,部分传教士还尝试将实业活动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来使用,认为"实业工作将大力推进在华传教事业."     

再论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以1885年亚洲文会孝道调查为中心

19世纪晚期,部分来华传教士发表了数份针对儒学的传教宣言,由此引起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儒学观的讨论,针对其中传教士有"耶儒融合"倾向的观点,本文通过查阅1885年上海亚洲文会在华的孝道调查活动的报告,不予认同;传教士的儒学观呈现出宗教中的"东方主义"现象,也反映着近代西方中国观的一些特征。     

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

神道作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特殊性和神秘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常常受到西方日本学(Japanology)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从普遍意义上的描述到20世纪之后的现代学术,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 在日欧初识的时代,能够前往日本的西方人还不多,对日本的神道加以关注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自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进入日本传教开始,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迅速,不少传教士陆续来到日本.传教士们要想使日本人接受这种新的外来宗教,就必须对包括神道在内的日本的本土宗教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就成为了西方入神道研究的滥觞.1557年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撰写的《谬说摘要》中记述了日本神道的创世、神代等神话传说,维莱拉(G.Vilela)在致果阿耶稣会的书信报告中也曾提到神道的创世神话和神道的教派(如"两部神道")、神社等.①但总的说来,传教士们对于神道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及佛教和儒教.即便是以"文化适应"主义传教策略著称的耶稣会远东巡察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其关于日本的书信和著述中,也几乎找不到关于神道的评说.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Luis Frois)的巨著《日本史》可算是西方日本学研究的滥觞之作,对日本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涉及,但对神道的记述也非常简略.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王立新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715年首届传教士团来华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第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并不重视东正教经籍的翻译,只有个别成员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第二时期从1858年到1900年。传教士团配合《中俄天津条约》中有关允许俄国人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对传教士团职能的调整,着手翻译经书,为大规模传教进行准备。1900年到1917年为第三时期。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遭受重创之后,1902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发展东正教势力,经书翻译和刊印达到高潮。     

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其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断绝,这都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初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这种初衷却对当时的中欧文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教士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现代科学成果而同时又把中国古老的科学文明带进了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古代曾有过相当辉煌的科学成就,但到了近代其传统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停滞不前了,而传教士的出现及他们向中国传播的西方现代文明则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禁毒努力(1939-1949)

川康地区是近代中国烟毒泛滥的重灾区,在该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致力于禁烟的宣传工作,还采取积极措施劝导边民及协助政府禁烟。传教士不仅帮助政府对边地烟毒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积极参与到禁烟的具体行动中,而且还帮助政府处理与禁戒烟毒有关的善后事宜。传教士的禁烟措施改变了边地民众吸食大烟的恶习,促进了边民的身体健康,有利于边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善了政府与边地的紧张关系,使边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密切了边民与基督教的关系,便于基督教会各种活动的开展。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