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

西南少数民族的《指路经》,是在丧葬仪式中念诵以送灵归祖的经书。《指路经》指引亡人魂归祖界应走的道路,它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指路经》具有表现原始信仰、仪式叙事、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的多重内涵和价值。从中国民族学民族走廊学说的视野来解读《指路经》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多维度的有力阐释。     

木结构建筑的延续与保护——以广西三江高定侗寨为例

木质结构的建筑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地域的不同造就了形式截然不同的木构建筑,而独特的建筑建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类智慧的体现,成为历史长河与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木制结构的建筑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更易于跟人们所生存的环境相适应,更容易成为传统文化和地域特征相互连接的重要媒介。但是,由于天然的木材在时间和人为的作用下会被破坏,甚至产生明显的物理变化,也或者会产生一系列的安全性问题,因此,对于传统地域性建筑的保护和改进措施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藏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藏区的尼寺在社会层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管理层面上,尼寺在一种新的机制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并结合传统组织模式的管理下更加组织化、秩序化;在经济层面上,古老的靠布施或供养赖以生存的寺院经营形式逐渐得到改变,尼寺的经济与世俗经济逐渐契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来拓宽寺院经济发展的空间,寻找自己的发展和经营之道;作为藏传佛教的载体或外在形式,尼寺以自己宗教实体的方式延伸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承载着宗教的各种事务,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藏族社会生活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和形象。     

城市发展中的地名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滕州市为例

城市地名是传承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记载城市发展轨迹、传承社会历史文化、方便市民生产生活的功能,地名变迁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在城市发展中,滕州市城市地名维持了一定稳定性,城市道路名称很多考虑了历史文化传承因素,居民小区名称出现贪大求洋现象。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城市地名消失不可避免,道路命名、更改需更加谨慎,小区命名需规范贪大仿古求洋现象,公交站名应成为保存传统城市地名的重要载体。     

论儒学对民间神明信仰的影响——以闽台民间神明信仰为例

儒家通过人的神化和神的道德化两个方面的造神运动实现了对民间神格塑造的影响。在鬼神信仰上的宗教伦理理性的价值取向是儒学对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国家机器的神道设教和知识分子推动是这一影响的现实途径。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变迁研究——以凤翔紫荆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村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是时代的必然趋势。而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乡村何去何从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问题。在现代化的村落建设中,如何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脉络是传统村落规划的先决条件。如何在延续传统文脉的前提下,对乡村空间进行科学重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就关中传统村落的空间变迁进行研究,以解决乡村空间的科学重构问题。     

政治符号的建构及其意义——以雷锋形象的变迁为例

一、导论 2012年是雷锋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在3月5日前夕,国内一些报纸媒体,如《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就开始在报纸头版刊登带有"雷锋"字样标题的新闻[1].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作为一个道德楷模、一个永远鲜活的政治和文化形象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比起同一时代的"英雄"王进喜、罗盛教、欧阳海等,雷锋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不断地丰富起来.虽然对雷锋形象内涵的阐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归根结底,雷锋形象的建构是国家政治符号建构的重要内容.雷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都反映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对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及人民的认同感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     

香格里拉藏区供养关系变迁研究——以噶丹松赞林寺为例

文章立足于课题组在云南省迪庆州噶丹松赞林寺的田野调查,以上世纪民主改革以来藏区的变迁发展为背景,通过对僧俗互动的重要面向供养关系的类型化历时分析,透析在宗教旅游蓬勃发展之后,藏区宗教主体多元化趋势及其对僧俗关系的重构。     

宗教信仰结构与民族文化认同——以滇西景颇族原生性宗教信仰及其变迁为例

随着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个体自我缺失和群体主体性的缺失,以及人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持续性反思,如何更好地认识传统宗教信仰体系在民族文化认同形塑中的根基性作用,调动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资源,以解决因为社会的急遽变迁而带来的人们身份认同上的深重疏离感,是当下亟需解决的时代命题。本文以景颇族原生性宗教信仰体系结构及其变迁为例,呈现出以血缘和祖缘为核心观念建立起来的原生性宗教信仰体系与其民族文化认知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相互形塑作用,以反思中国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的多样化形态及牟钟鉴所提出的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     

老街巷美化改造中的观念变迁考察——以扬州市广陵区为例

在日常生活审美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老街巷美化改造不但是一项利民益民的民生工程,而且是一种借助民居设计实现传统审美文化再塑造的途径。扬州市广陵区老街巷美化改造较有代表性,有必要对其中的经济观念、社会交往观念和街巷建筑观念与文化宣传观念等进行考察。     

美国行政伦理研究视点的变迁——以《公共行政评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刊,反映出了行政伦理研究视点在20世纪的变迁.40-6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从改变公共行政学的价值中立预设开始,以行政责任为关注点,从行政伦理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研究,发展到关注行政组织、行政制度的伦理内容研究.70年代,以"社会公平与公共行政"为研究焦点形成新公共行政学派.80年代,关注对"行政伦理"立法的反思,建构"公民主义"的研究进路.90年代,研究方法与研究立场逐渐多元化,研究视阈拓展.21世纪初,批判进路的行政伦理研究继续深化发展,学者也关注行政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敬惜字纸信仰习俗在海外的传承与变迁——以新加坡崇文阁为例

敬惜字纸信仰习俗包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又是一种“俗随时变”、进入现代社会影响力迅速消减的文化现象.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向来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承、发展的角度,运用碑铭和报章新资料,具体讨论以崇文阁为中心的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惜字信仰习俗及其对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文化及社会意义,对于我们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和变迁,具有意义.     

易简与体用——以“易简”诠释的思想变迁为中心

在易学哲学史上,学者们对《系辞》中“易”“简”的思想诠释几经变迁。首先,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其次,《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简的“道体”义被进一步强化。但此道体也不应以“体用”论之,所谓虚静、昭著只是易简之德的不同面向。最后,现当代新儒家对“易简”的讨论可视为易简诠释的新发展,其中蕴含着超越体用论并进一步推进“易简”讨论的可能。     

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关系的动态变迁

此文以闽台缘为着力点,以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的往来联系为考察对象,分明末和晚清两个时间段来论述闽、台多明我会的相互关系。具体为:明末时期,多明我会由台入闽,呈现单向流动特点;晚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互有往来,交流频繁,两地教务的发展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剖析个中原因,闽台间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渊源,与多明我会在闽台的传播过程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城市生活变迁刍论——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四十个年头,潍坊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城市缩影,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国家政策的出台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文章基于对山东省潍坊市居民的口述调查,并借以市政府的数据报告,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市民日常生活的变化,着重研究衣食住行、教育、消费理念、交通、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变化,以推动口述史研究发展,并总结潍坊市发展经验。     

农民价值观念变迁与新农村社会价值规范建设——以湖北农民和湖北农村为例

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农民价值观念和农村社会规范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变迁的内涵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设新农村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或行为动机问题,根本的还在于要努力创建以平等、民主、法制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农村政治生活规范,以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农村经济生活规范,以道德文明、幸福和谐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农村社会文化生活规范,用社会价值规范体系来支撑和引领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哈萨克族定居牧民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社会适应——以新疆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为例

定居使哈萨克族牧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牧到农的经济转变带给他们实惠。牧民也由最初的被动选择到后来的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国家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哈萨克族牧民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变。     

从“显灵”的变迁看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以辽南为例

本文以辽南的妈祖信仰为对象,展示了妈祖显灵的变迁历程,关注了显灵的转变方式、方向:显灵的空间变化和神职功能转变使信仰获得生存合理性,显灵的道德指向和神灵存在形式转变使信仰获得生存合法性。     

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艺术与生存探究——以绘画为例

如何处理好艺术与生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并且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需要社会对艺术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需要经济市场与艺术理想之间的相互协调,同时,也需要提高国民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不要盲目地去消费艺术,要在消费艺术之前做好艺术方面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