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多面多臂的观音菩萨图像研究

观音菩萨属于佛教中最富盛名的菩萨,因为有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而被广大信众尊崇。从唐代开始,汉地民间信仰中出现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六臂观音这种化身,而观音菩萨的化相在藏传佛教中更加丰富多姿。藏传佛教中的菩萨造型相对于汉地更加复杂、繁多,这源自民族信仰的区别。藏传佛像中的所有形象都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信仰的体现。在中国佛教的两大系统,即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尊神。随着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唐代文人与佛教关系探究

唐代文人因诵读佛典、与高僧交往、游览佛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仕途上的挫折,加深了一部分唐代文人对佛教的认知与信奉,但不同的文人所信仰的佛教宗派并不相同;另一部分文人认为佛教威胁朝廷的统治,因而强烈反对佛教.在信奉佛教的唐代文人思想中,儒家思想仍然是其主导思想,佛教思想是和儒家、道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唐代文人对佛教...     

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三教合祀庙宇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北宋时期开始大量修建。三教合祀庙宇的出现与佛教紧密相关,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土壤而对儒、道信仰资源积极吸收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可谓"佛教中国化"在信仰实践层面的生动体现。通过考察和寻绎三教合祀庙宇的历史起源、基本形制,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动因、图像学基础、社会思想环境及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信仰实践维度充分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地藏王菩萨信仰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北大核心

唐代新罗僧人地藏的神化、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的确立和地藏王菩萨文化的形成,意味着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本土化、人间化和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构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佛教中国化具有启示意义。     

地藏王菩萨信仰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唐代新罗僧人地藏的神化、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的确立和地藏王菩萨文化的形成,意味着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本土化、人间化和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构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佛教中国化具有启示意义。     

赵朴初会长为日中友好之钟题词

日本冈山县日中佛教交流真和会为日中友好铸造梵钟一口。赵朴初会长应邀题词云: “风月同天,友谊万年; 东西相应,梵音普宣”。     

僧伽生平和僧伽信仰考

本文从唐代道宣律师所记载的僧伽参加佛教活动的史料入手,考证了僧伽的生平,将其明确划分为四个时期。考察了僧伽生前与各阶层人士的关系,分析了僧伽信仰产生的根源,阐明了皇室的推崇、士大夫的宣扬、高僧的引导、庶民的崇信,虽然对僧伽信仰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但这些都是外因,只是形成的条件。僧伽信仰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僧伽生前立足中土,把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深入底层,广施教化,济世救民,因而受到全社会的崇拜。可以说,僧伽信仰是僧伽致力推行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僧伽生前普济众生、造福于民的结果。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印度佛教中的上首菩萨。位居一切菩萨之酋，佛经称之为“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济世无穷。随着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的传入．文殊信仰日盛．并于唐代初期钦定山西五台山为文殊道场。     

唐代裴氏中眷宗教信仰探析

通过分析唐代裴氏中眷现存的墓志等相关资料,可知唐代裴氏中眷中,女性的佛教信仰比较普遍,其所信仰的并非全部是三阶教。但在丧葬仪式中,有体现出民生宗教的影响。唐代裴氏中眷宗教信仰体现出中国传统信仰的多元性与实用性的特色。     

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于佛教势力的极度膨胀,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加强了对佛教的政治控制。《唐会要·释教上下》从制度因革的视角,阐述了唐代统治者立足于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这些政策以及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代佛教发展     

古代泽州的弥勒信仰

古代泽州的弥勒信仰源远流长,以青莲寺为中心,主要表现为弥勒上生信仰,是泽州佛教僧众净土信仰的主流。而其最流行时期主要在中唐和金代,其流传与唯识学在泽州的弘传关系密切,唐代的弥勒信仰还受到法华信仰的影响。弥陀净土信仰则主要在俗家信众中传播,以青莲寺和松岭寺来看,金明昌、泰和以后方始流传。     

古代泽州的弥勒信仰CSSCISSCI

古代泽州的弥勒信仰源远流长,以青莲寺为中心,主要表现为弥勒上生信仰,是泽州佛教僧众净土信仰的主流。而其最流行时期主要在中唐和金代,其流传与唯识学在泽州的弘传关系密切,唐代的弥勒信仰还受到法华信仰的影响。弥陀净土信仰则主要在俗家信众中传播,以青莲寺和松岭寺来看,金明昌、泰和以后方始流传。     

唐代政权与文殊菩萨信仰的互动

文殊信仰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信仰体系之一,文殊信仰在唐代经皇权推动而达到顶峰。其兴盛阶段大致可分为四期: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为其兴盛奠定基础;文殊道场和皇室的关系推动着信仰的深入;武则天执政时期对该信仰大力支持;代宗朝更为推崇。研究认为,文殊信仰兴盛是时代选择的必然;它在传播渐进过程中表现了鲜明的能级跳跃特征;菩萨-道场形式的文殊信仰模式为文殊菩萨信仰的弘传起到辐射效应。     

“入华”与“融华”——比较景教与佛教东渐来华的不同遭遇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发生相互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官,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两者若想在抽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融入生活,它势必是一种文化,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当地世俗化。基督教自唐代以来有四次入华传教的经历,即唐朝景教的传播、元朝也里可温教的入华兴衰、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的相继传入。同样是外来宗教来华,基督教和佛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本文想以佛教初传来华的经历为衬,通过景教与佛教两者不同经历的比较,分析一下基督教(景教)在唐朝传播最终失败的原因。     

从杜甫赞五台许生诗看其佛教信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代得到长足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禅宗的兴起。禅宗兴盛,竟至女皇武则天迎请北宗禅师神秀为“帝师”,中宗、睿宗亦崇拜神秀的门徒普寂、义福。到开元前后,可以说佛教发展到极盛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此之前便已形成的上下皆尊佛的社会风气,此时更加普遍、更加盛行,文人学士尤其受到佛经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与文学的结合,已成为唐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少诗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影响,成为佛教的信仰者。诗僧尚且不论,一般诗人。     

五台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初探

石经幢的兴起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志静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所讲述的佛陀波利礼五台,被文殊点化的神异故事影响更为广泛。在此经的流传过程中,随即也兴起了建立经幢之风。唐代开始,全国各个寺院几乎都建有石经幢。五台山现存有从唐代以来的近30座石经幢,这些经幢承载着大量的佛教历史信息,为研究五台山佛教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现对此经的兴起以及五台山石经幢的形制进行探究。     

唐译文殊经典中的护国思想

佛教所说的“护国”,是指以佛法护持众生免受各种苦难或灾难,使众生所在的国家平安。唐代是文殊信仰传播的高峰,唐译文殊经典中蕴含着系统的护国思想,建立了从个人到国家的全方位、多层次护佑系统,并将护国理论落实到实际修行中,形成了复杂严谨的法事仪轨。“拥护国王、保护国土、利益众生”是其护国思想的基本性质,体现了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态度,对唐代社会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代社会仍具有积极意义。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从佛弟子到被奉为诸佛之师,从代表般若智慧到代表整体佛教智慧,是印度佛教中文殊信仰发展的两条主脉。从争论文殊与普贤排名到提出"三圣圆融"学说,从确立五台山为文殊根本道场到建成佛教朝拜、修行、研究和弘法圣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的两条主脉。特例性质的文殊信仰在中印佛教中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文殊信仰发展的主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北大核心CSSCI

从佛弟子到被奉为诸佛之师,从代表般若智慧到代表整体佛教智慧,是印度佛教中文殊信仰发展的两条主脉。从争论文殊与普贤排名到提出"三圣圆融"学说,从确立五台山为文殊根本道场到建成佛教朝拜、修行、研究和弘法圣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发展的两条主脉。特例性质的文殊信仰在中印佛教中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