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29窟图像配置研究

正甘肃榆林窟第29窟(下称"榆29窟")~([1])是西夏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窟内壁画显密图像并存,同时具有相对完整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有营建年代和画工姓名,在西夏洞窟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洞窟平面呈方形,内为覆斗顶,顶心绘有梵文的莲瓣,已残。窟内中央有四方形台基,上有五级圆坛,除去供养人像窟内四壁共9铺壁画,分别为正壁的灵鹫山说法图、两铺水月观音图像,西壁的阿弥陀经变画、文殊变及不动明王图像,东壁药师经变、普贤变及金刚手图像。关于榆29窟的年代,     

莫高窟经变画的依据与艺术表现——以第三窟北壁千手观音的佛经为例

莫高窟第三窟北壁千手观音乃观音经变画的上乘之作。经变画离不开"经","经"是画家构思和绘制所尊崇的依据,同时,优秀画作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则体现在"变"。文章分析了该画的佛经依据及艺术表现,认为,"经"与"变"是画家创作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符合佛教主张的契理契机的精神。     

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毗沙门天王持物浅析

在此之前，有学者将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壁画中毗沙门天王左手持物描述为宝鼠。笔者实地考察后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该持物是宝袋与宝鼠的特殊组合形式。对该壁画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其与相关图像作一比较，拟解释此种情况。     

形制与图像:莫高窟第100窟设计思想探源

五代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是在承袭晚唐范式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逐步发展的.莫高窟第100窟作为曹议金夫妇功德窟,本文通过对晚唐及五代以来敦煌石窟形制与壁画布局的分析,探寻第100窟形制和图像的设计思想渊源.     

敦煌石窟壁画白衣佛像图像探析

正白衣佛,因颜色而得名,其实在佛经中并无此名称,而是贺世哲~([1])最先提出,后来一直沿用此称谓。敦煌莫高窟中现存五铺白衣佛图像,分别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第254、263、431、435窟,以及西魏时期开凿的第288窟。~([2])其共同之处是白衣佛图像都造于北朝时期。     

神格的复合与重构——西藏阿里札达东嘎2号窟壁画法界语自在文殊像的图像学解析北大核心SSCI

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代表性视觉艺术遗存,约12世纪凿建的东嘎2号窟窟内绘塑与建筑空间共同营造出庞大的神系,其窟顶壁画设计为立体的法界语自在曼荼罗,主尊文殊形象(部分残毁)与目前进入学术视野的文本描述以及大多数存世图像有所不同。本文尝试指出并阐释该形象的特异之处,揭示此多面多臂化身形象的复合神格,丰富对于文殊菩萨图像志的认识,从而有助于理解特定时代佛教的发展、西藏跨文化交流交往中的包融与创造。     

莫高窟第112窟普贤图像研究

莫高窟第112窟是中唐时期营建的代表洞窟之一[2],绘于西壁佛龛帐门南侧的普贤图像,从内容到艺术风格均为中唐特征的代表。而从其线条、色彩及构图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及洞窟形制、丰富题材等反映了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普贤信仰问题,因此对此普贤图像作一分析与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论初唐维摩诘经变对表现净土世界场景的浓厚兴趣及其原因

初唐的大型维摩诘经变,从贞观十六年(642)的220窟到武周圣历年间(698-699)的335窟,对表现净土世界的场景,如香积佛国、阿閦佛国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现象值得玩味。联系到《维摩诘经》本身强调"心净土净"的唯心净土(无形净土)和不可思议解脱的"不二"思想,初唐维摩变对有形净土的浓厚兴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图像表现的兴趣和经典主旨本身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该种矛盾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反映了隋唐佛教的哪些变化?这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罽宾禅师”与“南国律学道士”:法显回国后的一段行踪

东晋义熙八年,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筑佛影台,第二年又撰写了《佛影铭》。慧远有这样的举动,是他读佛经,得知西域的那伽诃罗国有"佛影窟",窟中有"佛影",而后"罽宾禅师"和"南国律学道士"来到庐山,告诉他更多的情况。"罽宾禅师"是从印度来的僧人佛陀跋陀罗,但"南国律学道士"是谁,颇费猜疑。本文根据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这位"南国律学道士"不是别人,正是从印度求法归来不久的法显。相关的考证不仅可以增加对法显回国后行踪的了解,也有助于理解慧远此举背后的动机,这些都与当时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禅修以及佛前观想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关联。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 在犍陀罗风格中融入中国元素

正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处在不同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历史十字路口,造像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时代的到来。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最早被开凿的石窟,主尊都是十五米上下的雄浑巨像,在云冈石窟中最为雄伟。因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故而也常称其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     

论邵雍先天易学之天根月窟说及其影响

图书象数学的兴起是儒道融合的结果,对宋代易学和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宋代图书象数学的代表,邵雍的先天易学内蕴着丰富的物理性命之学,尤以天根月窟说为其精髓。天根当静极而动之时,是阴极而将生之微阳;月窟当动极而静之时,是阳极而将生之微阴。通过天根月窟的观念,邵雍一则强调了阴阳"动静之间"的"神妙"之用,二则凸显了天地阴阳消息的"生生"之意。不唯如此,天根月窟说还含有独特的心性修养意义。此心性修养说以"以物观物"为核心理念,以"静"与"闲"为两大要旨。在后世,邵氏先天学及其天根月窟说对朱熹理气论的最终证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明代心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唐宋时期敦煌僧伽大师信仰再探讨——以莫高窟第72窟设计意涵为中心

敦煌僧伽信仰研究资料丰富,除了以往学界研究过的绘画、写经和传记,还包括敦煌社会造像与朝觐活动,这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莫高窟第72窟就是解读唐宋时期敦煌僧伽信仰的一把钥匙。该窟内容保存完好,题材布局巧妙,通过透视这个匠心独运的设计可以看出,西壁僧伽画像和北壁弥勒上下生经变属于一个组合,其联系的基础乃是当时流行于敦煌的疑伪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而僧伽大师与神僧刘萨诃的图像组合又说明,在唐宋时期的敦煌,僧伽大师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西域胡僧、观音化身、人间导师、未来佛弥勒。     

两种视域下响堂山石窟大佛洞核心地位的初探

<正>响堂山石窟,分南响堂、北响堂以及水浴寺三部分,拥有北齐窟12座,代表了北齐石窟造像的最高水平。北响堂在北齐时期名为“鼓山石窟”。其中,北响堂大佛洞规模最大,造像的水平也最能代表北齐石窟艺术的高峰。但是,由于北响堂的皇室开窟背景,以及文史资料中关于大佛洞是高欢或高洋陵葬的记载,使得这座石窟充满了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不同视域,深化我们对于大佛洞乃至北响堂三座大窟之间联系的认识。     

丝路瑰宝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

正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汉代以来,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在这里相遇相融,造就了璀璨夺目的敦煌文化。本文以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为例,透过色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窥那个遥远时代佛教中国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盛景。一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时敦煌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营造的功德窟。此窟又称"文殊堂",主要是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洞窟     

谈敦煌石窟中的誐尼沙(Ganea)

正煌莫高窟共490余窟,只有列285号的西魏大统四、五年禅窟中的壁画,绘著象头人身的誐尼沙(Ganesa),位于大自在天的下面。窟中这样的像从来只出现一次,以后便消失了。闻说榆林窟亦有一幅,惜未获睹。誐尼沙在印度教的神话里,地位甚高,他是代表智慧和学问之神(god of wisdom),又是淫婆(Siva)与婆罗和底(Pāravatī)的儿子,从古事纪(Purānas)时代以来即受到崇高的歌颂。何以敦煌石窟只有一见?我在膽拜该窟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脑海中,久未解决。     

松潘地区苯教大鹏鸟形象的多元化背景

松潘地区苯教中"大鹏鸟"形象大量出现在神像背屏正上方、苯教寺庙屋檐正脊中部和庙宇内的柱头上,表明其在苯、佛融合中强化的护法神身份。该形象在上古时期的汉文化、苯教和印度教记载中相似度较高,后进入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不同的传播背景中又发生了变化,且演变轨迹及成因,随着民族的迁徙而复杂难辨。本文试从现存岷江上游松潘地区苯教寺庙的踏查资料中,考述大鹏鸟形像特征的多元化生成背景,并探寻变化的根源,认为大鹏鸟在多元信仰中具有重要的调和作用。     

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

石窟寺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对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一向以为这种起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产生的时代要到公元三世纪以后,而这个时期开凿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塑像又早已湮灭。因此,人们以为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的敦煌莫高窟就算是我国石窟寺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了,其它石窟,无论是大同的云冈还是洛阳的龙门,都被认为是敦煌的“子窟”。     

触地印装饰佛像在中国的形成与传播

"菩提伽耶佛像"先于七世纪中叶时,经由高僧玄奘和使者王玄策等人介绍到唐都,其表现是作触地式手印的单体坐佛。这一佛像类型刚传入中国时,被认作是菩提伽耶大菩提寺中圣像的摹本。七世纪末首见"菩提瑞像"的名称,并且在各地广为流传。然而,中国地区的触地印佛像中,很大一部分都装饰有耳环、项链、手镯或王冠,具"装饰佛"或"宝冠佛"的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唐代的"触地印装饰佛像",是由"菩提伽耶佛像"与"装饰佛"两种不同的佛教图像融合而成的新图像,并分析它在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及其后的流传。     

佛牙舍利赴缅巡展漫记(之二)

佛牙塔供奉在大圣窟仰光大金塔和“各巴依”（汉译和平塔大圣窟），可以说是仰光市最大显著名的两处佛教活动及文化中心，佛教活动中心以大金塔为主，文化中心以和平塔大圣窟为主，很多重要的佛教组织学术会议都在大圣窟举行。缅甸佛教第六次结集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以大圣窟为中心形成全缅最大的佛教组织机构和教学设施；依次是和平塔、长老别墅、增伽医院、偕伽宾馆、宗教部、僧伽委员会、图书馆、纪念馆、各巴依广场。广场青草铺地，菩提树及其它阔叶林木生长茂盛，占地面积很大，佛教建筑彼此相距不远，分布均匀。所谓和平塔是汉文的意译…     

正义、权力与辩护——莱纳·弗斯特正义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传统正义观认为,分配正义是以物品分配与接受为导向的,弗斯特在批判传统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与结构为导向的正义"图像"。依据这种正义图像,分配中具有本体性、主体间性、话语性和中立性特征的权力成了正义的首要问题;作为个体基本权利的辩护权利及以互惠性与普遍性为标准的辩护原则构成了弗斯特正义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弗斯特认为正义是建立在基本正义基础上尽可能实现最大正义的一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结构。这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