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论阮元的经学思想

乾嘉之际,经典考据无疑是学界的主流,然而相对于乾隆时期的学术而言,嘉庆时期的纯粹经典考据学已显退潮端倪,学者在重塑经学传统的努力中,他们对它曾提供的学术形象与价值取向有了新的感悟,他们在对先行者的总结与比较中扬长避短,体现出异同交织的独特追求,经学发生了易帜,由经典考证转向人生理想的探求,生活于乾嘉之际的阮元的经学思想,便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个.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论清微派法术与丹功相结合的内炼思想

本文简明阐述了清微派的法脉,以原典为本对清微雷法与内丹相结合的内炼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论;并对其雷法“内炼为本,外用为末”的思想做了梳理,指出此为宋元间新出之符篆道派共同的重要特征。     

论晚清侨务政策的转变

论晚清侨务政策的转变杜裕根晚清是中国侨务政策转折的重要时期。中国海外侨民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以劳工为主的海外移民高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晚清政府面对近代开放的世界与中国社会剧变的形势,为了维护与巩固其封建统治,曾提出与实施了一...     

经学与经学思想建设刍议

<正>一、经学经学,包括信仰、功修和善行,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和宗教制度,核心是"认主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其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当时,通过筛选经典著作来学习宗教知识,也就是通常称的"十三本经"。这"十三本经"成了内地经学的固定课本,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奠定了教材基础。近代,穆斯林先贤不断发展经学,达到了"经汉双精、中西贯通"的水平。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蒙文通经学思想探析

蒙文通(公元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其学术由经入史,经史贯通.其经学思想承著名经学家廖平而来,又加以发展,在现代经学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然以往学术界对蒙文通经学论述较少.本文就蒙文通经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加以探析,以就正于方家.     

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

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陈居渊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儒学的发展起了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大莫过于恢复西汉以来经今文学的传统,并以公羊今文学的形式和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打破了乾嘉以来考据学风束缚思想的桎梏。然而作为晚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宋兼采”之学,随着晚清...     

晚清清流派伦理思想刍议

<正> 清流派是活跃于晚清政坛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以“清议”而著称于时。可以说,在这些“清议”内容当中明显包含有该群体的伦理思想。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传统文化在晚清的社会影响力。     

晚清名人联

正左宗棠字季高,他相当自负,觉得自己就是那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给别人写信,常常署名今亮老亮。当然,他也确实有过人之处:不但目光敏锐,料事准确,与人辩论更是口若悬河,咄咄逼人。有一天,他不知为了什么事与曾国藩辩论不休,各不相让,曾国藩戏出一联: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季子似指春秋时期吴国     

论晚清五台籍闽抚徐继畬

论晚清五台籍闽抚徐继畬梁锦秀“五台山”这个恢宏的名字，古往今来，从帝王到庶民，有多少人仰慕着它，并以无限崇敬之心朝拜过它。在历史上这块“佛国”圣地，曾抚育出不少为国建功立业、为民铲除贪官污吏的优秀人物，徐继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徐继不畏强暴，参劾...     

论晚清中国士人的基督教源于墨学说

在晚清中国士人中曾广泛流行基督教起源于墨学的说法,取代了此前将佛学看作基督教源起的观念。这是当时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晚清墨学复兴、墨学地位提高的背景下,这一认识有助于士人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文化态度,促进了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

出自先秦儒家《中庸》《大学》等经典中的“正心诚意”思想,两宋时期经过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儒家学者的重新阐释,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雷法理论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正心诚意”思想的启发,主张“至诚感神”,并认为道法是否灵验乃在于修道者平日修行“正心诚意”的工夫。通过对清微派“正心诚意”思想的考察,我们认为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与经过宋代理学家重新阐释后,《中庸》《大学》等儒家阐述“诚”思想的经典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有密切的关系。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本文依据经学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将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基本的学术特色及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学派特色,展示了经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泰国禅修派与中国佛性论思想

佛性是中国佛教中一个重要问题,自《大般涅槃经》译出,就广受关注,学界对佛性在东亚佛教圈的影响多有论述,但探讨佛性对东南亚佛教影响的文章却很少。本文将视角对准当今泰国流行的几大禅修法门,认为佛使比丘受慧能和黄檗禅师的影响,提出了生来就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空无执着的空心。隆波田在解释自己的禅修体系时,指出每个人都具有清净光明的佛性,禅修者可以通过正确的禅修来发现它而获得涅槃解脱。法身法门则极端化了如来藏的不空性,认为人人生而有之的法身是真我,涅槃是真我,因而违背了佛教教义。而这些禅师之所以借鉴佛性思想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给予禅修者参加禅修的信心和兴趣,以复兴日渐衰落的泰国禅修。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     

晚清基督徒知识分子之信仰抉择与爱国救国思想

晚清以降,伴随基督宗教第四次在中国传播的渐趋深入和影响的愈益扩大,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已广布海内外,声势浩大,成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大多在国内或者国外的教会学校直接接受西式教育,或借助西方传教士在华所创办的报刊、编译的书籍、传播的西学"睁开眼睛看世界",或通过口岸租界、香港澳门乃至走出国门直接洞鉴西方近代文明。他们眼界广阔,思想先进,既对西方的文明价值理念有一定的感悟与体认,亦对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由此形成鲜明的爱国救国思想。这些深受西方文明濡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弃舍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创设现代民主共和性质的政治体制,并最终瓦解中国几千年之帝王专制统治。晚清基督徒知识分子试图将基督宗教信仰融入自己的民族国家情怀,进而实现信仰自觉与民族自觉的有机结合并相得益彰。     

晚清管子研究述论

晚清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重要一支,《管子》一书也摆脱以往“德主刑辅”、“以子证经、史”的边缘地位,受到广大士人、学者的关注。大致而言,晚清的管子研究经历了“通子致用”、“援西释管”和“改塑管子”三个阶段,逐渐完成了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