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

宋人批评荀子主要集中批判荀子的性恶论、杀《诗》《书》、法后王、非毁子思和孟子、思想近法家,以及韩非、李斯师承荀子等六个方面。除最后两个问题外,《韩诗外传》都对荀子表示不满,实已开宋人批评荀子之先河。     

“儒”源索隐——兼评何新《“儒”的由来与演变》

<正> 孔、孟学派称“儒”,乃千载定名。然而何以名孔、孟学派为儒,却并不象墨、道、法诸家命名那样一目了然。因此,对“儒”家学派的命名,自汉至今,探究者不乏其人。较早者有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五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训“无”为不易之术,显然是增字为训。把“儒”源归之于“无”,殊觉牵强。自韩婴之后,汉代说“儒”者尚有许慎、郑玄、应劭等人。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曰:“儒,柔     

惠栋微言荀子蠡测

惠栋喜微言主要是因为满清的文化高压,微言荀子乃是为探究"礼"背后的义理根据,以期典章制度的革故鼎新。惠栋微言荀子的大意有三:第一,指出宋儒所谓的"十六字心传"实际上渊源于荀子;第二,调和孟荀;第三,荀子的"礼学"渊源于子夏"礼后"之说,乃孔门真传。惠栋微言荀子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叶的荀学复兴,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官方结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重新研究和评估《荀子》扫清了障碍。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孔门弟子仲弓是一位久被忽略的大儒,通过对上博竹书《仲弓》的分析,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仲弓之儒的政治思想与德刑观念。而这与《荀子》中所推尊的子弓正相符合。仲弓之儒应该是荀子一派的学术渊源所自。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孔门弟子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论旬子与《周易》的关系兼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

刘向称荀子"善为<易>",但文献所载<易>的传系中没有荀子.本文对荀子易学的渊源、荀子引<易>说<易>的特点、荀子与<易传>的关系以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探讨.     

荀韩李之比较研究

<正> 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李斯都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和韩、李虽为师生关系,但他们的思想学说却颇不相同。因为韩、李曾经师事过荀子,所以向来不少论者认为韩、李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治思想,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有人明确提出,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上由礼到法过渡的桥梁。有人把秦始皇、李斯所实行的一套政策,也说成是来源于荀子的学说,甚至把焚书坑儒的责任也算到荀子的帐上。谭嗣同指责荀子的思想“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仁学》)。梁启超也说:“曾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李斯坑儒,     

吴虞对荀子的评说

吴虞对儒家的基本态度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都受到他的攻毁。但他对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却是个例外。 本来吴虞对荀子亦持基本的否定,但后来经过他对《荀子》的重新审视,又以为荀子的见识度超越儒家与诸子,甚至视荀子为儒学中的路德、中国古代学术界的培根。并写作了《荀子之政治论》、《荀子之〈天论〉与辟机祥》、《荀子之〈劝学〉及〈礼论〉》等三篇论著,来阐发荀子的政治观、天道观与人性修养学说,对荀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淮南子》的墨子观

《淮南子》对墨子持有复杂的政治认识与态度,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出发,“批墨”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但与此同时,《淮南子》也内在地显示出“尊墨”的政治情怀,进而试图对墨子政治思想有所借鉴和汲取,达到“融墨”之理论目的。对待墨子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态度,既凸显出《淮南子》立足黄老,融通诸子的博大精神,也彰显出墨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发展中独特的历史影响。     

求真与致善——荀子正名理论新探

荀子的正名理论不仅接续孔子的正名传统,也有对诸子之学的扬弃,在正名理论中荀子借鉴了名家、墨家的理论,丽他们也是萄子批评最多的。荀子的正名理论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中。其中他讨论了名的分类、名的作用、制名的原则等,并对“三惑”等不正之名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名的主要作用在于“明贵贱”与“辨同异”,“贵贱”关乎价值,“同异”关乎事实,萄子就通过名联接了事实与价值。“辨同异”在乎求“真”,“明贵贱”在乎求“善”,而荀子又认为“明贵贱”高于“辨同异”,从而把名学引向伦理、政治之域。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

《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孙诒让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道咸以来,考据学渐衰,《管子》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平缓时期。生活于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在《管子》研究史上承前启后,乃清末考据学之杰出者。他的《札迻》引经据典,校勘辨疑,极有乾嘉之遗风。特别是其中的《管子》部分,充分体现其学术思想,无论内容还是特色,很有典型性。后世学者校读《管子》,多以不同版本对勘,再参以前人之成果,注重多重证据,就是受了孙诒让《管子》研究的影响。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先秦其他无为思想的区别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春秋战国诸子关于道德之价值的认知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进程中,儒、道、墨、法和纵横家分别探讨了道德的价值。孔子、孟子、墨子、老庄与苟子所主张的道德内涵不同,但他们都充分肯定甚至夸大了道德的价值。韩非子与他们不同,把道德与政治剥离,纵横家则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价值有限论。     

理性化的情感——东汉“矫情崇礼”现象探究

东汉出现了一股"矫情崇礼"的社会风气,表象背后是儒家礼制的日益渗透和"人情"的逐渐被"恶"化。面对情礼关系这个纷杂却又永恒的人生课题,"矫情崇礼"现象的出现彰显了东汉独有的时代特征。